这个问题问得好。孔子对“富”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想富，认为追求富裕是人的正当权利，因此，只要能富起来，什么活儿都愿意做。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他很欣赏别人的致富本领，称赞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他对如何追求富裕有自己的道义原则。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做人做事，不离道义二字，虽然一生始终没能富起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却也感到“乐亦在其中矣”，原因也在这里。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富人所为符合他的道义标准，他应该有可能“为富人说话”。
但是，当时富人之所作所为，能否证明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呢？可以引用的材料太多，还是以《论语》提及的为例。《论语》提及两个人，一个是齐景公，一个是季氏。关于齐景公，孔子瞧不上眼：“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当时“有马千驷”，要算很富了，可是孔子却说，老百姓不知道他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颂。在这里，孔子的道义是以老百姓认可为标准的。既然老百姓对此人没什么好感，看来，他也不会为这个富人说话。关于季氏，孔子的态度激烈得多。《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似乎颇有点“仇富”心态，根本谈不上“为富人说话”了。其实，仔细读来，孔子要学生“鸣鼓而攻”的，并不是“富”，而是“聚敛”。王充说得好：“聚敛，季氏不知其恶，不知百姓所共非也。”(《论衡·答佞》)匡亚明《孔子评传》解释“聚敛”，说是“鲁国季孙氏实行土地负担多于以往一倍的新制‘田赋’”，而“孔子对冉求未能阻止季孙氏实行这种加重土地负担(亦即人民负担)的新制‘田赋’，很不满意”。所谓“鸣鼓而攻”，并不是“仇富”，而是反对季氏“聚敛”，反对加重人民负担而已。所谓“苛政猛于虎”，此之谓乎！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诸侯贵族为富不仁的现象比较普遍。《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说：“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杨天宇译文：“现在的君子，好财富而无厌，行为放荡而不倦，心荒体懒而又傲慢，务求把民财搜刮尽，违背众意而讨伐好人，只求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这是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重要因素。《说苑·政理》写子贡赎人还金一事，明确记载孔子的话说：“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因此，孔子提出“富而能富人”(《说苑·杂言》)的观念，就是今天来看，也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以我看来，“富人”靠劳动致富、科技致富、守法致富，并不靠什么人为他“说话”致富。如果仅仅靠人为他“说话”，就能“富”，这种“富”恐怕也不正常。在对待富裕这个问题上，孔子的想法，大体和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差不多。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想富，都希望自己经过努力能过上体面生活。对于先富起来的“富人”，既有羡慕，也有期盼：羡慕其劳动致富、科技致富、守法致富，期盼其对社会公益发挥作用。而所谓“仇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恐怕也绝不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偏颇与激烈。他们憎恨的只是那些以权谋私一夜暴富的贪官，仇视的也只是那些或借贪官权势、或钻法律漏洞而大发其财的暴发户之类。用“仇富”二字概括这种感情，绝不准确。人们与“富”，何“仇”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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