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称，为遏制官员滥用公款，铺张浪费，国务院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有定性标准。（据《新京报》3月12日报道）

　　我们的职务消费“浪费”现象是相当严重的。据了解，我国职务消费已经占到了全部财政支出的38％以上，严重挤占了财政资金，成为各级财政经费支出的一大负担。曾有新闻说，中国的市长邀请某国市长来访问，人家说要考虑如何取得费用，我们的市长很大方，说我们来处理。这可见我们的职务消费是相当宽松的。另有新闻说，在贵州省的公务接待中，已形成了“非茅台酒不喝，非茅台酒拿不出手”的潜规则，贵州省的招待费中光喝茅台酒一年至少要花掉数千万元。

　　职务消费“浪费”现象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有职务消费无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阳光的监督。例如上述的新闻中，我们的市长与外国的市长互换说话，那位外国市长肯定要“下台”的，而我们的市长如此大方反而会被某些人认为是“豪爽”，更不会有“下台”之忧。从某种程度上说，职务消费的黑洞在实质上属于“亚腐败”范畴，是一种隐性腐败，即法律管不着，政府管不了。因此就有人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狂支滥用。职务消费没有标准，只能寄望于公务人员的道德自律，而这恰恰是靠不住的。同时，监督的天然弱小，也是职务消费“浪费严重”的重因。因为职务消费基本上是由一把手说了算。

　　职务消费需要标准，而这标准却是要“硬”的。我理解的“硬”是：执行的“硬”，要严格按照既定的标准，如果不按照这样的标准，就有“下台”之忧。而要让标准硬起来，则需要监督的强力量，则需要惩罚的严厉度。否则，有了标准，反而会使标准异化。一些本来没有达到标准的，现在却是要往标准上靠，一些已超过标准的，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进行规避。这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浪费”更加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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