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搜狐网转载的消息，近日娄底中级人民法院在对一案件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坐在审判庭主席台上的一位审判员打起了瞌睡。而编辑还在同一网页上展示了某法庭上书记员玩电脑游戏的图片。看罢不禁叹息。这也让我想起曾经涉及过的另一个案件，那个案件的原告是我当时所在单位辖区内的一个个体工商户，因许可证问题与政府发生冲突，将政府告上法庭。庭审过程中，审判长不但公然趴在桌子上睡觉，还走下审判席和被告代理律师说悄悄话。原告因此彻底失去对司法的信任－－输了官司不再上诉，也没有发表多少不满言论；倒是被告方的工作人员纷纷摇头感慨。可惜那时我因有工作在身，没能亲眼目睹此有“特色”的“精彩”一幕，不无遗憾。
暂且抛开复杂的理论，从我们的常识出发来分析：审判员为什么会在法庭上打瞌睡，并且能走下审判席和律师耳语，书记员为什么会在法庭上玩游戏。显然，简单自白的回答是：第一，他对审判过程不感“兴趣”，听不听无所谓；第二，站在法庭上的人，他都可以不在乎－－为什么不在乎，因为你们拿他没有办法。
再往后推想一下，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审判员对审判过程不感兴趣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主要原因却不外乎两种：其一，案子的结果已经事先产生了，审只是走过场，所以提不起兴趣；其二，虽然案子的结果没有事先形成，但某个审判员对案子的结果无须提供实质性意见，他的职能不过是来“陪着审”，省得别人说你不符合程序，实质性意见由别人（比如审判长）给。如果这样来看，可以认为，消息中提到的那个中院法官极有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形，而我所涉及过的那个案件则大概属于前一种情形。其实，如果深入审判机关去了解一下，大概也可以发现我的分析并非凭空猜测。如果我说的不算太武断的话，也许可以相信：民告官的案件，绝大多数情形下审判等同于演戏。而至于书记员，她的任务是记录，本来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排除某些时刻已经没有什么必须要记下来的事了－－更为关键的是，她往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按某种需要来“编写”记录，你到时不签字就协商再改－－非常有中国特色！
然后来看看审判员或书记员为什么会不在乎其他法庭工作人员、当事人、旁听群众。首先，审判员或书记员不在乎其他法庭工作人员整体上是个伪命题。说不在乎，关键是别人对他是否睡觉或者玩游戏也不是特在乎－－大体上是无所谓。因为本来他也觉得没你什么事，可以对你的无聊表示同情和理解－－互有同感，彼此彼此。其次，至于当事人，许多法官的态度是：“你敢”或者“你能”怎么样？我的饭碗可不是你给的，你还能端走不成？你要咋的，难道不怕下次栽到我手上？再说，我又没怎么样，不就是休息一会嘛！即使碰上了钉子户，捅领导那里去了，那就算倒霉，挨挨批评吧。当然，至于旁听的群众，许多法官同志向来都比较反感，没好事，尽添麻烦。不过你们来了，咱也不在乎，视若无睹，同若无人，关键是我又没干什么，你还能怎么样？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现在这么发达的技术，大概我们很难目睹发生在那么远的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睡觉和书记员在法庭上玩游戏的“精彩”场面，而您也很难了解遥远的某审判庭的审判长边审案边睡觉、还下来和别人咬耳朵。事实上，许多人在办公时间睡了几十年，甚至从上一代开始到他这一代两代人都这样过来了－－没事。我们真的有必要感谢技术的革新，尤其是因特网的存在和发展－－如贺教授所言，是带给中国的特殊礼物。毕竟，人再“坚强”，也很难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议论；再说，当今的领导层也关注民意、关注舆论的。所以，只要有人去做这样的钉子户，摄下来告诉大家一些事实，让更多人去议论那些目中无人者。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明摆着在审判席上睡大觉或者在庭审过程中玩游戏的事会越来越少。
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最多解决了明摆着睡觉或玩游戏的问题，而形不睡神睡或身在法庭心在玩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而这个问题显然又到了非常困难且痛苦的时刻－－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讨论过了，但我们的问题依然还在这里。大概，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法律本身，而是在其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政治是其中比较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依然想要强调几点－－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具体地推动：首先，一定要警惕任何有关法院内部强化“领导”或“管理”的倾向，因为集权必然导致法官丧失独立性，进而丧失积极性；导致法院行政化，法官官僚化。其次，要尽力推动法官门槛的提高，包括学历、阅历等，要尽力推动法官的贵族化发展。绝大多数的经验告诉我们，贵族更容易有同情心、更容易仁慈、更容易产生成就欲望；而为生活奔波的人，则更难超脱。越多甚至越正式的受教育经历，会让人在更大程度为法律本身所规训－－谈不上信仰，起码是一种习惯。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完全支持废除法学本科自考及函授，或者未经正式的法学训练不得从事某些法律职业－－尤其是法官职业。还有一点就是，尽管我国的贫富差距还很大，经济水平有限，但应当优先促进法官收入的提高。一个对他们利益纠葛进行裁断的人，是无法保证在自己的生活还处于中等甚至中等以下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整体而言，我的态度是：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推进不能过多与“领导”、“管理”和“监督”挂钩，而是尽力让法官成为精英，让他们有适度的优越感－－在某些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某些人，对此我们应当尽力充实信赖的依据，而不是永远怀疑－－当然，这并不意味取消一切监督。除了这三点以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甚至更重要的问题，比如执政党和法院的关系等，但现实地说，这些问题被具体地推动显然要困难得多。
我的想法显然有些简单，无从谈什么新意－－也没有去联系相关的理论。我想表明的立场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司法独立或者法治，法律人应该努力取得某种共识。同时，对任何改动不应抱有过多的幻想，关键是要做，一点一滴地去做，一点一滴地推动变革。当我们讲道理时，最好能把视角转到决策者的立场上，去说服他们这样更有利，而非开口闭口就是某种理论。另外，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要完全认识它们并用语词传达出来是绝对办不到的，对事物的判断往往是相对而言、概率意义上的，所以，对我们通过理性、再综合我们不可言说的情感得出的判断，应当抱有一些基本立场－－而非无限制地怀疑－－此类怀疑应当留在纯学术中。我总是认为，邓小平先生的黑猫白猫说法给出了一个尚可的基本框架。而我也似乎认为，这个框架在当前是有其必要性的。毕竟，老换帽子并不是件好事－－除了精英们可以容忍那些高频率的改变，老百姓总是会被大幅度的变化弄得狐疑不已。而在很大程度上，去提一些敏感理论就有比较直白的帽子意味。所以，我认为，更适当的做法是把帽子问题暂时压下，务实地去解决帽子下面的问题。问题总是互相咬合的，意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后果往往是：要么永远等待；要么过于僵硬而导致“天堂的初衷，地狱的果实”。每一点改动都是有好处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取得一点点的进步，并珍惜它们。而在这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必要的宽容，也应当尽力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宽容和妥协的空气－－过去，我们太多次让浪漫和极端伤害了自己和别人，这也可以使改革的阻力变得更小。
其实，无论如何来评说上面提到这三起案例或者其他问题，都不足以影响我们对中国法治所能抱有的乐观情绪。一切（关键是人心）都在改变，没有什么像昨天一样。一样东西大家经过努力就能得到（任何制度都属于这一列），又成为今天多数人想要的，我们可以确信明天将拥有它。
关键是，今天大家是否真的清楚自己想要它，同时是否真的有许多人在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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