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是一个看似“火上浇油”的回答，但事实上这是严格按照法律的“准确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规定，原告确实有选择记者作为诉讼对象的“自由选择权”。你可以说这是原告不按常理出牌的“诉讼策略”，也可以认为这是原告以财欺人的恃“财”傲物，但从法律的正当程序上讲，这确实是一次正当的诉讼行为，即便它备受争议。
另外，只要原告能够提供财产担保，法院对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并无实质审查之义务，所以法院对记者个人财产的冻结并无不妥之处。如果要让涉案记者不至于因此而“正常生活受阻”，其所在的报社只需要提供反担保即可解除被冻结的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的正当诉讼程序，并无不妥。
但是，在社会舆论几近一边倒的支持记者论调中，我看到的却是一种“舆论审判”的情绪在蔓延。其实，在法院启动诉讼程序之初，任何依照法律进行的正当诉讼程序，并不意味着强弱对比的必然结果。记者个人的势单力孤、天价索赔的匪夷所思，以及申请财产保全给记者本人带来的精神压力，这些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恃强凌弱，但事实上，这种强弱的对比只有在案件的实体程序进行完之后才有定论。也就是说，只有在记者败诉后，这些所谓对弱者的巨大打击，才能从一种猜想变成现实。
所以说，将起诉记者以及财产保全视为“资本对媒体的傲慢”，如果不是对正常诉讼程序的一种误读，就是在诉讼结果出来之前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先入为主”。富士康案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案件实体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判决。即便富士康公司的诉讼最终被证实是“别有用心”，甚至是对媒体监督的一种“公然挑衅”，也不能剥夺其正当的诉讼权利吧？只不过是其要面临败诉的风险而已。
先告状的不一定是恶人，而走上被告席的也不一定就在法律上“有不正当性”，是与非只有在司法审判之后，才会有一个公正的交代，而不管哪一方败诉，其诉讼行为都是正当的诉权行使，不应当受到不必要的道德苛责。
其实，公众之所以对正当程序问题产生不必要的恐慌，与其说在对程序问题进行不必要的质疑，倒不如说在担心程序背后可能的实体不公。即，是不是资本权力可以肆意干涉司法审判，媒体的言论自由和公众的知情权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在我看来，富士康案是考验司法的智慧的一个绝好契机。司法固然需要捍卫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但其同样要保护企业的名誉权，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价值权衡。至于保护两者中的哪一个，只有法院经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后，才能有定论。
媒体固然可以主张自己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企业当然也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名誉权，这些都是在法律之内的必然权利，并不存在谁的行使行为就一定不正当。真正的正当与否，当然要交由法院根据事实和司法理性作出公平合理的评判。否则，在不掌握确切事实的前提下，不论公众和媒体对哪一方的支持与肯定，都是不理性的“舆论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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