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安装摄像头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显然，如果缺少明确的法律规范，一部分监控摄像的架设和使用，因为未经合法授权，从而可能对私权利形成干涉。因此，如果说监控摄像一定要有，是社会管理所必需的，那么，也应当有一个法律对此加以规制。
这个法律约束谁？毋庸讳言，就是约束监控摄像背后的人。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善良的，并且借助摄像的管理效果也是良好的，但仍然要在法律上申明：为什么要架设一个监控摄像？理由是什么？是否必须这样做？……法律还要说明：在哪里架设？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如果是公开的，是否有显著的标志告知人们，让摄像前面的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只“电子眼”正盯着他。如果是秘密的，是否已经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哪一级的机构，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范围内，有权安装不为人所知的监视设备？
从技术上说，这个法律最容易被架空的地方，就是有关“谁看”和“看谁”的规定。谁看，这是涉及“谁来监督那些监督别人的人”的问题；看谁，那是事关被看者的权利问题。对于监督者来说，不仅要明确规定他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而且要明确他“怎么看”。是实时的，还是录像的？因为这取决于看的目的是督促善举，震慑违法，还是便于事后追究？无论哪一种目的，都应当能够实现双向监督，否则，就会助长“选择性执法”。以交通违章的录像执法为例，由于执法者不在大街上，不在公众视野范围之内，因而人们无法知道，是所有被拍摄的违章行驶的车辆都受到了处罚，还是只有一部分车辆收到了罚单。
这个法律真正的核心部分，并不只是对监管行为的规制，还包括对被看者的权利保护。对法律所规定、所列举的权利，我们应当认为是对这些权利的强调，而不是对未列举权利的排除。为了使权利不流于口号和宣示，就要保证权利在被侵犯的时候，能够得到法律有效的救济。不能救济的权利是纸面上的权利，不能救济侵权的法律是“没有牙齿的法律”。具体到监控摄像问题上，被看者的权利主要有两个：第一，事先被告知的权利，也就是，一个人至少应当知道自己正在被看，否则，这种看与被看就是一种秘密，并且是一种不正当的秘密；第二，事后质疑的权利，换言之，一旦摄像的内容不利于他的时候，就应当让他有机会向一个中立的机构申诉，要求审查这段录像的合法性及其证据上的效力，等等。
最后要回答的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一个这样的法律？如果说，“没有管理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这个朴素的道理应当铸在硬币上，那么，硬币的另一面应当铸上：“监视越多，个人隐私与自由越少。”我们毫不怀疑，通过监控摄像肯定能做许多有益的事，但能够为善的手段也能为恶，所以手段本身也应当纳入正当程序。和谐社会中，监控的实现必须纳入法律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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