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通过加强管理把处于灰色状态的追债公司纳入法律框架，这是法律的一次务实调适。相比公法追债，追债公司虽然蕴藏着很大的法律和社会风险，但在公法追债执行疲软和信用制度失范的现实下，追债公司是民间一种无奈的信用自治和自救———如果法律拒绝认同追债公司，则只会使自身陷入双重被动：既然法律许多时候不能帮公众追债，为何不允许民间进行自助；既然民间追债公司蕴藏极大风险，不将其纳入法律框架风险只会更大。
所以，追债公司合法化是公共信用制度失范下一种次优的法律选择———政府在这种“合法化”中应充当什么角色呢？从新闻报道来看，政府拟充当的角色是“培训”，即商账追收“持证上岗”。而笔者认为，政府部门缺乏对追债公司进行培训的资格。
所以会出现民间追债公司，正源于执法部门追债执行能力的疲软：一方面，法律拿老赖没有办法，法院判决根本难以执行；另一方面是执法部门无能保障契约的执行———追债公司正出现在“法律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价值空间中。培训权意味着一种专业超越能力，可出现追债公司本身就表现了执法部门那套追债手法的失灵，因此向追债公司发“上岗证”是搞错了对象。如果真要培训，倒是追债公司更有资格培训一些追债执法疲软的执法部门，执法部门有必要在追债技巧上向一些追债公司学习。
政府不应充当“收钱发上岗证”的培训者角色，而应是监管者角色，为追债公司划一条法律红线就行了：比如不许以恐吓、暴力、绑架等手段进行追债，必须以合法的手段和程序进行追债，规定商账追收师的佣金，违法追债就取消追债资格等等。
追债公司合法化，另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是：保障契约执行、帮债主讨回债务，这本是执法部门的职责。公民和企业依法纳税，那些税金中一部分就是他们为“有人帮自己追回债务”而纳的税。可如今在追债上法律和公权力失灵，公权力和法律不能帮企业讨回自己的钱，企业不得不再花钱请讨债公司———这是企业和公民在追债事务上的重复“纳税”。
为避免这种重复纳税，执法部门在承认追债公司合法化的同时，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对公民和企业进行补偿，比如作这样的规定：如果公权力和法律无能帮公民或企业追回债务，公民或企业再寻求追债公司的帮助时，公民有权从政府处获得一定的补贴，企业有权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等等。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公民不必为追债而重复纳税，执法部门也可能尽力为公民追债，否则得为“业务流向民间追债公司”承担补贴或减税的代价———没有这种约束的话，一些执法部门会巴不得所有债务都由民间追债公司去讨，那样他们将多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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