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银监会、发改委、公安部、工商总局等近20个部委的专项工作会议，就处置非法集资活动部署工作。近日，国务院紧急启动了处置非法集资部级联席会议，加强多部委协调作战能力，而在银监会内亦成立了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并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银监会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负责人赵江平说：“这样多部委联合行动打击非法集资是首次，力度是空前的。”紧锣密鼓的工作部署源于问题的严峻性。
多部委作战
作为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的召集人，银监会对此非常重视，并已着手拟订联系会议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
早在银监会今年的年中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部署下半年工作时，就强调要切实做好处置非法集资的工作。随后，银监会还曾多次召开专项会议，并赴各地展开调研。
相关人士介绍，联席会议将着手抓好跨地区的非法集资活动的查处工作，如果地方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的性质认定有疑义或者遇到执行困难时，应及时上报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将由相应部门协调处理。
银监会的这些部署，与中央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的整体思路一以贯之。重拳出击非法集资，已经成为高层共识。在国务院召开的近20个部委的专项会议上，明确了处置工作的总体思路，即地方为主、部门配合、明确职责、打防并举、综合治理、重在治本。
在这之中，工作要落到实处，有两大要务：一是加强相关立法工作；二是要建立起多极管理的协调配合机制。
如果没有法制的扎实落实，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及司法执行就会受到损害，如果没有多部委畅通的协调机制，处置非法集资的工作就会出现“无人监管”与“重复监管”并存的局面，并且削弱工作效率。
但目前，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是摆在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面前的大难题。
据了解，当前专门就非法集资方面的条例仅有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但这个办法主要是针对金融领域的，而对现在更广泛存在于非金融领域的非法集资活动却缺乏认定。
在立法层面，虽然不同的法律中某些条款有所涉及非法集资的内容，但是条文粗疏，不足以对形式复杂的非法集资给予明确的法律界定。
法律制定上的落后，无疑给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及处置带来了难度。
1700多起案件教训
据最新获悉，目前高院已经立案的全国重大非法集资案件达到了1700多起，涉及金额数千亿元。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由于目前还没有多部门互联的信息登记系统，大量的案例散落在各个部门及地方相关部门，而没有纳入全国的统计范围，众多的中小案例更不在统计之列。
不断爆发的案件显示，非法集资活动正变得越来越猖獗。2004年，有“北方第一大案”之称的山西璞真集团特大非法集资诈骗案，3年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6.6亿元；今年6月， 辽宁省营口东华集团非法集资近30亿元被开庭审理；今年8月，朝阳警方破获一起涉案金额高达2.8亿元的非法集资案，同期，兰州、成都等地分别破获金额千万计的非法集资案。
到底中国非法集资有多大的规模？这是一个目前还难以用数字明确的问号。仅就银监会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近日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银监会在全国抽样东三省、西南三省、福建、广东、湖南等10个省后，不完全统计，大型非法集资案例已经达到170多起，涉及金额100多亿元。
但这依然是个模糊的数据，不能准确地反映局部情况。赵江平介绍：“一方面，因为银监会是抽样调查；另一方面，即使在抽取的省中，也只是向有限的部门收集数据，统计的是影响较大的案例，是不完全统计。”
这些涉及金额动辄亿计的非法集资活动，正以其手法隐蔽、形式多样、跨地区、明星宣传等新特点，表现出数额巨大、监管难度大的新问题。
当前非法集资所呈现的两大崭新表现形式是：一是以某个具体的项目为幌子，在未经国家批准的情况下，向公众募集资金，资金挪作他用，比如饲养蚂蚁、高价回收等；二是以国家支持的公益活动、生态发展产业为诱饵，比如万亩大造林、防护林认养等。
尽管形式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其核心问题都在于：一是募集资金没有合规审批；二是募集的资金往往在幌子的遮掩下被挪作他用；三是回避高风险，虚夸回报，用高收益承诺使弱势群体上当。
赵江平介绍，非法集资活动正在从以前的金融领域向非金融领域蔓延。如林业、蓄养业等行业，与以往非法吸储、私募股金等形式不同，犯罪手法更加隐蔽。
“这和金融监管加强有关，不法分子在金融领域募集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就转向了其他的领域。”赵江平说。
由于当前的非法集资活动跨行业、跨地区的特点越来越明显，给不明就里的群众对其风险识别带来困难，也给监管工作带来了难度。同时，由于涉及群众面广、资金数据大，大量非法集资活动的存在对社会问题及金融安全产生了非常恶劣的破坏作用。
这正是国务院加紧部署、启动多部委联席工作会议的原因。据悉，近期，银监会将主要围绕抓联席会议制度建设、抓大案要案处理为核心，开展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