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的原本很单纯，那就是保障国民最低生活所需；国民获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所需要的条件也很单一，那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保”既不是一种奖励，也不是一种交换，那么反过说，它也不应成为惩罚的手段。即使某一个人吸毒、赌博、嫖娼、超生，但当他以及他的家庭陷入贫困甚至陷入生存的困境时，政府可以见死不救吗？
低保制度被异化为治理工具，对地方政府来说当然可以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但严格说来，这不仅损害了公民的正当权利，更是对国家低保制度的歪曲甚至是颠覆。若以“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低保”的逻辑，地方政府未必不可以规定——“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公共医疗服务”、“超生子女不得享受义务教育”。这当然是很荒唐。
“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低保”，这样的治理思路让我联想到“连坐”、“捆绑”，“连坐”、“捆绑”的效用多能立竿见影，但“连坐”、“捆绑”之不合逻辑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嫖娼你可以给我“治安处罚”，我超生你可以罚我缴社会抚养费，为何非要捆绑上我的“低保”呢？是的，这一捆绑，我也就可能不再去嫖娼、不再去超生，自然也不会被剥夺掉“低保”，但如果我依然去嫖娼、依然去超生，你不还得剥夺掉我的低保吗？惩罚只有落到实处才能“以儆效尤”，而一落到实处，“吸毒赌博嫖娼、违反计划生育超生的不得享受低保”也就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利，与低保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
凡事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低保制度作为一种救济制度，制度执行者依法行政就可以了，一句话，你把钱发给他，就算完事。至于他拿钱去做什么—— 消费是他的权利，不管他用来买什么；他要去做违法的事，自有法律惩治他。“他把钱花光了，国家不还得救济他吗？怎么可以不对他进行规范？”这样的担心有道理，但这样的担心没有必要——我们应该相信，这样自甘堕落的公民是极少极少的，谁不想过更体面的生活、保持起码的尊严？至于其中不可救药者而社会又不能弃之不顾，理应是社会可以平静接受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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