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其实，屈打成招的冤案也是相似的，几乎都可以画出一张“冤案生产流程图”来——弱智：办案人员不动脑子，一叶障目，一条路走到黑；尚武：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之下出真相，把活人打死，死人打活；畏权：权大于法，领导发了话，法律靠边站……甚至连雪冤的方式也惊人的相似：真凶落网，假凶雪冤！
真凶为假凶雪冤，令人脊梁发凉！真凶并不总是碰巧被抓获，要是真凶不能在恰当的时候落网、招供，再多疑点的冤案都就成了办案者眼中的“铁案”，假凶就可能“顺理成章”地被司法机器绞杀！真凶为假凶雪冤，是司法的耻辱！司法，就是要惩治歹人保护好人，而现在，好人受到司法诬陷，反而需要歹人来雪冤，这不是司法的奇耻大辱么？！
青少年遭酷刑，刺痛社会神经，人们的直观反应便是那些执法者素质太差，有法不依。其实，对执法人员的酷刑依赖、违反程序正义的行为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决不仅仅是执法者个人的人权意识、职业操守和执法水平问题，它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政治渊源与文化背景。可以说，酷刑主义是功利主义与结果主义的选择结果。
走出非狭义功利的功利主义，强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增进公共福利，以此为行为的标准与准则，而结果主义则主张，一种行为，没有超乎事件之上的、独立的价值观，只要其结果较为有利，在道德上便是正当的。我们经常听到“让结果说话”、“靠事实证明”、“通过实践检验”……便是功利主义与结果主义的惯用语。它们一直横贯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中，让我们产生“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功利主义与结果主义，从功利的成本产出角度关心结果，它们抹去了我们的道德和政治语汇里的一些重要因素，这就是平等、正义和权利。表现在刑事法律方面，它们为威慑理论奠定了基础。这才是那些执法者对酷刑主义产生“良序幻觉”，爱不释手，甚至理直气壮的政治遗传与文化基因。
去除一项恶的制度并不难，但要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就不那么容易了。铲除司法的酷刑依赖，靠制订一些规章制度，显然是难以治本的，必须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层面消弥过度的功利主义与结果主义，引入必要的程序正义理念，才能最大程度治理酷刑这颗毒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