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张提高网络银行交易的技术含量，降低网络银行交易风险。最近武汉一名高校教师就开发出了“每次交易密码修改系统”，在合法的持卡人进行网络银行交易之后，交易密码会立即变化。但是，随着密码的不断修改，人们需要记忆的数字将会越来越多；而密码的不断增多，又会对网络银行交易构成新的挑战。这似乎陷入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限循环。
在目前条件下，剩下的选择是，合理评估网络银行交易的风险，制定法律规则，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商业风险的合理分配。在必要时，引入网络银行交易保险制度，一旦发生交易风险，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但到现在为止，我国尚未制定《储蓄法》或者《储蓄合同法》，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仍然依靠一般法（《合同法》、《民法通则》）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加以调整。这就使得储户在发生网络银行盗窃案之后，很难通过司法渠道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有些地区，法官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要求商业银行提供消费者存在过错的证据，在商业银行无法提供相关证据的时候，消费者胜诉；但在有些地区，法官公平分配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使得消费者在诉讼中承担败诉的结果。
从法理上来说，商业银行使用网络交易，节省交易费用，因而应当为网络交易产生的风险承担更多的责任。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一旦发生网络银行盗窃案，商业银行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在现有的部门规章中，除了提醒交易当事人网络银行交易存在风险之外，仍然秉承传统的立法思路，免除或者减轻商业银行的法律责任。结果，在纠纷发生之后，消费者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网络银行盗窃案，起源于技术上的缺陷，但却引发了法律上的麻烦。因此，除了提高技术装备水平，还应通过制定合理分配权利义务的法律，强化当事人的防范意识，督促商业银行修改技术方案，扩大服务范围，设置监控终端，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不过，立法中出现的“部门主义”或者“行政色彩”决定了未来的《储蓄法》或者《储蓄合同法》很难充分吸收消费者的意见。法律进行权利义务分配的时候，消费者很可能会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在貌似平等的法律条款下，消费者维权将会步履维艰。
按照我们的设想，在未来的《储蓄法》或者《储蓄合同法》中，除了限制每次交易的数额和每天交易的数量之外，还应当建立交易信息反馈系统，随时提醒储户，以减少网络银行交易可能造成的损失。在无人值守的交易平台上，应当安装摄像设备，以保证发生网络银行盗窃案之后，能够随时取得相关证据，便于司法机关破获案件。
网络银行交易技术上的漏洞随时可能出现，但是，网络银行交易的法律规则必须完善。如果缺乏明确的权利义务分配机制，那么，商业银行就缺乏改进技术装备、提高技术安全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网络银行交易技术上的缺陷会越来越多。只有强化商业银行的网络交易风险责任，才能逐步减少网络银行交易盗窃案的发生。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科学技术优先还是法律制度优先的争论。其实，面对网络银行失窃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答案：在缺乏公众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再多的法律规范都不可能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因此，我们必须把少数人制定规则变为广纳善言，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减少网络银行交易中出现的纠纷，才能消除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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