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岛都市报》3月22日报道，导致多人死亡的“齐二药”假药案远没有结束。本周，10名广东齐二药受害者计划向法院提起诉讼，而索赔总额高达上千万元。

　　据了解，个别受害人受齐二药假药的伤害，做了肾移植手术，后续治疗费用非常昂贵，至今已花费170多万元，急需赔偿金才能维持生命。这种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假药受害者的救济、赔偿机制问题。

　　据了解，日本、德国、瑞典等国都依据自身特点为药物受害者提供了救济途径。近年来，我国的台湾也借鉴日本的经验，颁布了药害救济法，药害救济基金由药品生产企业缴纳前一年药品销售额一定比例的款项而形成。

　　但在内地，该项机制尚属空白，在公众用药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应尽快建立强制性的药品受害者赔偿救济基金制度，借鉴先进经验，建立对这一群体的救济机制，并逐步把这项制度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考核体系。经科学测算后，可向制药企业按销售额的比例征收赔偿救济金，也可由药品生产企业、医疗保险机构及政府各出一部分资金，建立基金，有序管理，专项使用。

　　当发生药害事件时，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赔偿救济基金中先行给予赔偿，缓解患者的“燃眉之急”。这远比患者通过漫长的司法途径向药品生产企业索赔显得人性化，也避免了大量社会矛盾的产生。

　　另一方面，强制药品生产企业缴纳赔偿救济金，对企业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强有力的约束，一笔数目不小的赔偿救济金“抵押”在那里，逼得他们一丝不苟地重视药品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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