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明年是市人大和政协换届时机，争取进一步增加律师进入人大和政协的名额。”3月24日，上海市律师协会（下称“上海律协”）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会长吕红兵直白地表达了上海律师参政议政的诉求。
实际上，近年来上海律师通过上海人大和政协的舞台，已做了很多其他省市律师想做但还没有做到的事。
初任培训
3月14日，接连召开的上海“两会”和全国“两会”的热潮刚刚褪去，上海律协对新任律师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进行的“初任培训”就已经开始，培训的目的是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水平。
上海律协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年末刚刚完成的上海市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换届选举，换届后律师当选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总数为91名，除去期满退出的律师，实际增加人数是13，比上届的78人增加了16.67％。截至目前，上海律师中的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共计104名，其中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达到13名，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而且，上海律师数与上海律师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比例首次突破了100：1，也就是说每百名律师中，就有一名律师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这一比例在全国排名前列。近4年来，上海的律师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市、区（县）“两会”中提出了270余件关系国计民生及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建设的议案和提案。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为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全方位服务，切实提高上海律师的参政能力。”吕红兵如是说。不过，他还是感觉有些遗憾，“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队伍中，尚无上海律师，而全国也只有11名律师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结束不久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级律师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又新提出了近20份颇有见地的议案、提案，其中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钱丽萍提出的关于提请制定《上海市电子商务条例》的议案已列入市人大今年的立法计划中。
值得一提的是，该议案正是上海律协“议案集体研讨机制”下的精品产物。用钱丽萍的话说，“这是上海律师精心研究的议案，三易其稿、最终成形，不仅代表我个人，更是代表了众多上海律师共同的立法心声。”
上海律协已成为上海市制定法规、规章提交审议前必经的征求意见单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国明表示：“法治化需要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因为现代的规则如同网状，非专业难以作为。”所以，他很愿意推动上海律师更多地参与人大和政协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上海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业律师已经参与《公司法》、《证券法》、《物权法》、《刑法修正案（六）》、《劳动合同法》（草案）、《反垄断法》、《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上海市信访条例》等50多件法律、法规的修改工作，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且操作性强的意见或建议。
五路大军
虽然今年起直接参政议政的律师大幅增加，但是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教授在他领衔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还是认为：“目前上海律师行业整体情况而言，律师职业是一个高风险，同时也是一个高收入职业，但是与法制建设的要求和法律至上的原则相比，上海律师行业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声望还很低，无法与其职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相匹配，律师行业的整体社会地位不高。”
所以，除了在各级人大与政协会议的“庭院”上建言献策，上海律师还主动谋求让法律走进社区，让律师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上海各区县的政府机构也恰好迫切需要法律业的专业人士引导政府的法治化走向。
吕红兵透露，现在的上海部分区县，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乃至重大工程动拆迁，律师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目前上海已有近200家律师事务所与近100个街道以及数十个镇签约，定期定点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
2006年上海律协组织15名律师脱产半年参与化解信访突出矛盾，尤其是动拆迁法律问题，一年来解答法律咨询10143件，代理案件87件。
更具有价值之处还在于律师参与重大公共事务被制度化，其中上海市徐汇区的三级法律顾问体系以及律师进社区更走在全国前列。
“徐汇律师大约800余人，占上海律师十分之一强，但发挥的作用却不止十分之一的力量。”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桂晓民如是说。这样说的一个理由不在于这些律师年纳税总额超过5000万元，而在于徐汇律师形成了一个“五路大军”。
一是为区领导、委办局、街道（镇）服务的政府法律顾问团；二是与街道、居民小区结对，为社区提供定向法律服务的律所；三是到区法律援助中心承担法律咨询和援助工作的律师；四是每周同区领导参加信访接待并提供法律意见的律师；五是形成了一支遇到突发事件、群体性矛盾或疑难复杂纠纷需要解决时，招之即来的律师骨干队伍。
身在徐汇区的上海市周天平律所主任周天平一直就是“五路大军”的积极参与者，他告诉记者：“徐汇律师每年花2万多小时提供法律义务服务，如果按照每小时1000元计时收费，律师每年为社会创造的无形效益就达2000多万元。”而真正的社会效益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
化解矛盾
城市中最容易产生突发事件的，毋庸置疑，肯定是动拆迁，在上海也不例外。但是产生矛盾又如何处理，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新意就在于邀请律师参与，无论是像轨道交通还是世博会拆迁，在矛盾还没有被激化前，律师就已经介入。
2006年是徐汇区动拆迁量较大的一年，所以它当年就建立了17家律师事务所组成的法律服务志愿团，为动迁区域内的各街道（镇）提供法律服务。
一直筹办此事的上海市徐汇区司法局律师公证工作科科长于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律师的形象比较公正，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纠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化解矛盾，效果往往比政府直接面对民众好。”
虽然以前也有律师会参与解决动迁争端，但并不像现在这样制度化、常规化。在于晟的印象中，轨道交通七号线动拆迁以及襄阳路市场搬迁的问题尤其倚重律师的参与。七号线常熟路段动迁是徐汇区规模最大、难度最高、要求最严、事件最紧的动迁工作，去年4月8日，当时距离“一奖期”截止仅有三天（“一奖期”多在房屋动迁中使用，是指动迁单位为了确保动迁工作有序、顺利进行，按照有关规定所制定的奖励措施，即承诺动迁户在规定期限内，一般以一个自然月份为界限，如果按照动迁有关规定与动迁单位签订了动迁协议给予一定的奖励。有“一奖期”就有“二奖期”、“三奖期”等，但此后的动迁奖励相对于“一奖期”的奖励数额就会相应地减少，直至没有奖励），该路段动迁尚未签约的就剩下王氏兄弟一家。而两兄弟却为房子实际使用面积、空挂户口人数，对动迁款分配方案中各自所占份额意见不一。
虽然街道干部也参与调解，但始终没有促成双方的谅解，最终，该街道求助于志愿团成员、上海律协副会长徐晓青。徐晓青原本出差在外，他连夜赶回，直接到了动拆迁现场，与李家麟律师共同处理此事。
两位律师从中立立场出发，为王氏兄弟分析了各自所谓分配理由的合法性、合理性、当前的局势、僵持的弊端、动迁协议的公平性等，同时也帮助他们精确计算了拒签动迁协议措施“一奖期”奖金的损失。在双方矛盾缓和的情况下，二位律师还打破惯例，提出以往动迁中从未实行过的方案，即大部分的动迁款先由兄弟双方平分，同时签署动迁协议，余额由动迁公司作为第三方代为保管，待起诉法院判决后，除去支付的诉讼费用，再根据法院判决对余额进行分配。最终，这一方案得到认可，王氏兄弟在“一奖期”到期日的前一天下午签订协议，并且也化解二人之间的分歧。
最终，七号线常熟路段动迁在“一奖期”内实现了100％的动迁率，这几乎近于奇迹。
回想最初接受动拆迁法律顾问的聘请，李家麟说：“接到电话，我想了两天，我想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烫手山芋，我已经年近花甲，在徐汇从事了近20年的律师工作，住在徐汇，口碑还算不错，一下子‘走麦城’不划算。”不过，考虑了两天他还是答应了。
李家麟这样评价律师们在社区的参政议政：“做法律工作的人，领导重视会增加律师的积极性，但若领导是假商量真主意的话，那做不好；律师也要有知情权，知道了更多情况，出于公心，律师也会服务大局；此外，律师通常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希望能够帮助政府促进依法行政。”
去年轰动一时的上海襄阳路市场关闭得以平稳过渡，也有赖于其中一些法律顾问的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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