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二五改革纲要”等多个文件中强调，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可以由院长、审委会委员或庭长担任审判长审理。最近发布的死刑案件二审开庭规定再一次体现了这一精神。这一改革能够使院长庭长的司法智慧通过行使审判长之责这一法定渠道发挥出来，但其更重要的潜台词还是审判活动的“去行政化”。
法院审判工作中的行政化倾向受到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批评，肖扬首席大法官也痛斥行政化“抹杀了审判活动的特点”。按行政化的观点来看，院长庭长已经是法院里最高的职位了，又何需通过进入审判组织或担任审判长来行使审判职能呢？一些习惯于行政化运作模式的人甚至从来不认为行政化是个问题。的确，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法院的活动方式难免会受所有官僚机构通行的运行模式———行政模式的影响，但其结果却是“审者判、判者审”这一科学的司法规律被行政模式所笼罩，而院长庭长与案件的关系更是其中的重灾区。由于官本位文化在与司法规律较量中占据了上风，再加上院长庭长行政事务缠身的客观现实，一些院长庭长介入案件的方式由法律规定的直接审理案件改变为(或降格为)间接审理案件，用行政化的表达便是审查、审核、审批、签发(参加审判委员会这个特别审判组织的情况除外)。因此，尽管院长庭长们“间接审理案件”的权力没有法律依据，却长期享有无人质疑也无力质疑的“合法性”。
最高法院和各地法院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已经向这种习惯做法发动了无数次“进攻”。审判方式改革，还权于合议庭，审判长选任制，院长庭长办案……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审判活动越来越符合司法规律，行政化程度有所减弱，审判工作在所有法院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得到巩固，法官在法院这个机构中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所有其他工作、其他人员、其他制度最终都只有一个目标：为法官们做好审判工作服好务。
在以合议形式审理案件时，审判长的地位十分重要。审判长要统管审理活动，主持开庭审理，协调合议庭内工作，掌控合议庭成员办理案件进展情况，考评合议庭成员工作，协调成员之间的法律见解，甚至被称为合议庭的“精神领袖”。要完成这些任务，审判长必须要有组织能力，有人格魅力，有民主作风，还要发挥正当的引导作用。在美国最高法院1954年审理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涉及种族隔离的合宪性问题)中，也正是因为首席大法官沃伦这位“大审判长”的识大局的游说和个人魅力，该法院终于以9比0的表决结果作出了一份改变美国人权历史，而且令全美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判决。
在素质条件方面，审判长的综合素质一般比合议庭其他成员要高一些，而院长庭长的综合素质一般比其他审判长更突出一些。日本法院的合议庭(审判庭)经过长期磨合之后，以年龄资历为主形成了人才梯队：审判长(庭长)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白发法官，中坚力量是三四十岁的年富力强的法官，接下来便是三十岁上下刚毕业或资历较浅的年轻法官。这种“传帮带”的法官成长机制为日本法官职业的形成和强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由于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一些比较年轻的优秀法官担任了审判长，属于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模式。
即便如此，或许还有人会问：如果沃伦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呢？如果他工作方法不当(过于强硬或偏于软弱)而未能游说成功呢？如果日本的白发法官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呢？如果中国年轻的审判长缺乏历练、“胆大妄为”呢？如果那样，或许布朗案的判决会是一个违背正义而臭名昭著的判例了。偶然性会给历史发展增加一些代价，但规律和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不过，正是这种担心触及了我们在消除行政化的改革中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去行政化需要什么样的审判长？
从法院多项改革措施中总结出的经验作了回答：我们需要院长庭长这样的审判长！中国的一位大法官曾有趣言：法院里最大的“长”应该是审判长。但在实践中，很多审判长反映自己还没有找到这种感觉。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去分析，但有一个事实能给我们很大启示：当院长庭长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时，他们一般都能感受到自己正是“最大的长”。但愿改革者们真正明白这种对比的寓意，深挖其中的道理，把这种道理运用到进一步的改革之中，逐步消除审判活动的行政化倾向。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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