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特殊人群超生在城乡同时抬头，流动人口超生占违法生育总量的比例较大，党员干部和名人、富人超生虽数量不大，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严惩。

　　这项决定可谓及时，因为稍加留心就可发现，一度沉寂的超生现象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谁是造成这一态势的始作俑者？谁又在背后推波助澜？正是所谓特殊人群。


　　流动人口“超生游击队”早已家喻户晓，名人超生屡见不鲜，富人超生更非新闻。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海，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绝对比例虽不是很高，但恶劣影响不容小觑。近年来不少有钱人赴港生子，以躲避计划生育的限制。


　　超生现象为何屡禁不绝？国家的基本国策为何对特殊人群失去约束力？原因并不复杂。流动人口流动性强，计划生育管理难度大，流出地与流入地协作不够，为超生提供了方便；一些名人、富人有恃无恐，敢于明目张胆地与国策抗衡。据报道，在广东，“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的陪同下，招摇地来到某街道办事处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富人的财大气粗和对国家生育政策的蔑视可见一斑。


　　要遏制特殊人群超生，必须强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贪官包养“二奶”已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超生践踏基本国策更须严惩；对那些“不怕罚”的富人，要严格按照计生政策规定的标准收缴社会抚养费，严加惩处；同时也要加强对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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