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曾火爆了当年的电视荧屏，形象地演绎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超生现象。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民的超生问题上。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另一个超生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办到了其他阶层无法办到的事。
他们，被称为城市中富有的“超生贵族”，较之目前农村的超生问题，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正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
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
王利权的老家在距离温州市区仅有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子里。依靠一个服装厂，他目前已经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产。目前，他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
超生问题在王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利权有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利权的弟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了，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王利权说。
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就是“疏通”了当地医院的人，开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
“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王利权说，子女多才是村民羡慕的“大户人家”。
“厂子办起来了，多生一两个孩子，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王利权说，在办厂子的朋友中，好多人想方设法生了第二胎。
与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相似，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普遍存在。浙江温州以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
政府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
今年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浙江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等措施，情节恶劣的，将予以曝光。
章文彪说，目前公众对名人、富人超生现象非常关注，这些人物往往是公众人物，社会影响大，理应成为遵纪守法的典范。
章文彪表示，对于这些高收入人群，浙江省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的措施，如果“不怕罚”，或者性质恶劣，将对其进行曝光。目前，浙江省已在收集典型案例，择日向社会公布。
浙江省计生委副主任宋贤能说，浙江对于名人、富人超生，除了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会抚养费外，还将征收其实际收入1~2倍的社会抚养费。
事实上，向超生的名人、富人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在浙江省早有法律规定。2002年9月3日出台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超生者个人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应按其超过部分的1~2倍加收社会抚养费。
浙江省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认为，这一规定其实是针对名人和富人的。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为100万元，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两万元，则征收该名人富人的社会抚养费为192万元。
浙江省计生委负责人介绍，此次浙江省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的背景，是今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可予以公开揭露；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有关人士分析，对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态度的升温，实际显示了《条例》执行的艰难和无法回避的现实尴尬：从作为惩罚措施的“社会抚养金”越收越多的现状看，这几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现象其实并没减少。
去年，瑞安市一私营企业主因违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万元“社会抚养费”，成为温州市迄今被社会抚养金数额最高案例。在温州，私营企业主超生被重罚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经济处罚这种“软”措施却被证明收效甚微。2005年，温州市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1．8亿元，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元。违法生育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为生第二胎各显神通与政策玩捉迷藏
据统计，浙江省99个市、县（市）区几乎都存在超生现象。 一些富人甚至带有“政治光环”者，超生二胎三胎，对其处理最多是交点钱了事。
不仅如此，杭州市某街道计生委一位工作人员在谈到富人超生问题时，这位从事了近20年计生工作的女士抱怨，许多超生的富人就是用多种手段和方式与政策玩捉迷藏。而现在提倡文明执法，尽管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合法的，但其难度并不亚于以前的计生罚款。
“尤其不能忍受富人嚣张傲慢的态度。”这位女士告诉记者，早前有位男士，因妻子怀了第二胎而多次被街道计生办事处的计生人员征收其迟迟未上交的社会抚养费。有一天当计生人员再次上门做其工作时，他竟从皮夹里抽出一张银行卡扔到计生人员身上，并狂妄地说：“不就几万元钱吗，这里有10万元，你们都拿去好了！”
“别看这些人有钱，说话又牛气冲天，可真要向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时，大都需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做工作。”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一些既想多生孩子，可又不想交纳社会抚养费的所谓富人、名人，大多就与政策法规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张红（化名）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部门经理，收入颇丰，与在机关工作的丈夫，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中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但惬意的生活并未让他们知足，原因就是孩子太少了，“小家庭不热闹”。于是，张红夫妇俩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很清楚违背国家法规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丈夫还是个有前途的国家公务员，更不能以身试“法”。超生对于张红夫妇，不仅仅是单纯交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
最后，张红夫妇想到了一个极不“厚道”的两全之计——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证明，于是顺利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但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是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
按照政策，张红的第二胎显然是“合法”的。
而像张红这样通过伪造证明来生育第二胎的，目前并不少见。而为了达到超生目的，各人采取的方式更是各显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离婚，让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钱“买”二胎准生证；有人伪造第一个孩子是收养的证明；更有人甚至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高档小区内，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住户有不少。社区的标志成了一道高高的“法外墙”，阻挡了当地计生委的调查工作。
“以上这些事实很显然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处罚对富人超生现象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的吴春黎律师表示。
超生的两个理由：想生个男孩，一个孩子太孤单
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愈来愈严重，浙江社科院一位社会学专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生育“两孩”的意愿仍然影响着少数中国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受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儿女双全’、‘生男孩情结’仍然是少数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梦想。”
“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多生几个孩子应该是每个家庭的自主选择吧？”并不是不清楚国家的计生政策，但针对目前富人超生的说法，做生意的程家伟显然颇有微词。
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他和妻子不会排除生养第二个孩子的可能。另一位接受采访的安小姐更是非常坦然地告诉记者，因为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她早就缴纳过一笔“超生款项”了。
“没有什么传统影响，只希望能给孩子塑造一个有伴儿的成长环境。”安小姐在儿子11岁的时候，又意外怀孕了。家中长辈，包括他们夫妻都不想舍弃这个尚未成形的孩子。于是，安小姐为了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辞去了外企财务总监的工作，并在家人的陪伴下住到了亲戚家里待产。在亲戚安排下，10个月后安小姐在外地一家市级医院生了个男孩。如今这个超生的小男孩已经5岁了，长得虎头虎脑，成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宝贝。
“给孩子办户口的时候我被有关部门批评教育了一通，还交了一笔社会抚养费。”为了这两个孩子的生活与教育，再加上自己还要工作，虽然安小姐现在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但她却认为很值得。“这没什么特别的，在我身边有许多年轻夫妻为了享受人生宁愿成为丁克，可是也有许多人想要更多的孩子。”
有关人士分析，导致富人、名人超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想生一个男孩继承财产，二是考虑一个孩子孤单，宁可挨罚，也要再生一个。
有钱人可以“买”二胎，超生贵族引发社会不满情绪
作为新的“超生游击队”，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严重地冲击着生育公平，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浙江省计生委一位处长认为，一旦超生成为富人、名人阶层的特权，必将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一方面，富人、名人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逾越政策设置的障碍，让超生在无形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超生一旦成为特权，又势必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在杭州城西某一小区，从事化妆品代理生意的江某超生了一个男孩。由于婴儿总是闹夜，于是便有几个邻居联名投诉到物业，说婴儿深夜哭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并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江某的这个孩子是非法超生。
经该小区所受管辖的计生委上门调查后，证实江某新生的孩子确系超生，并且没有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江某不但为此缴纳了一笔为数不小的社会抚养费，同时还被计生人员批评教育了一番。
事后，江某对记者说，其实他知道是谁在背后举报他。因此，江某和几位被他列为“嫌疑人”的邻居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搞得非常僵，甚至还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过几次架。
“生二胎碍了他们什么事？”江某感到很委屈，他认为自己既然交了社会抚养费，也就尽到了社会责任，同时也合理合法了。但他不明白邻居们为什么还老爱在私底下拿他的“超生”说事。
而与江某住在同一小区的郑某却对他很有意见。郑某曾悄悄对记者说：“有钱也得遵纪守法啊，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不就他江某有几个钱，就可以例外！”
显然，江某的超生行为对郑某及其他一些小区住户来说，产生的心理冲击是不小的。有钱人可以买车买房甚至还可以“买”二胎，这让不少人看在眼里，难免心酸酸牙痒痒。
浙江省计生委宣传处处长徐文平认为，虽然富人、名人只占少数，但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上却有极大的影响力，也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如果长期放任其超生，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情况必将严重，并会由此造成社会局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同样，富人、名人超生越受社会关注，就越能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不仅会给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也会破坏政策条规的公正与平等。”徐文平说。
他说，与此同时，人口素质、结构、分布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问题相互交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就业人口高峰造成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养老保障需求增长等问题将更严峻地考验社会，并也都将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时代的发展对计划生育工作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徐文平说，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越来越需要用“理性的本能”，让人类的正常生育秩序不被打乱，同时，也应让先进而文明的生育文化理念来促进人口的和谐发展。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基本国策，平等地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这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超生者不怕罚背后是制度漏洞
本报记者 董碧水 《观察与思考》记者 马小真
“超生新贵”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浙江人大代表认为，有钱就能超生，这说明控制人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善，还有调整和修改的空间。
在浙江之后，不少省市也相继推出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2月28日，国家计生委表示，对富人、名人超生将处以重罚，除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外，当事人还将被记入不良记录名单，不能参加各类奖项的评选等。
对于决策层下决心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舆论普遍表示出赞赏的态度，认为这将削弱先富阶层的特权，回归生育公平的底线。但也有评论指出，对富人、名人超生加大惩罚力度将造成一种新的不公。此外，公开曝光、不允许参加评奖等做法，也涉嫌侵犯公民权利，并不妥当。而一些基层的计生干部则担心，富人、名人的影响力，是否会让惩罚措施形同虚设？
“对于有钱人而言，几万元与几十元万的社会抚养费犹如小菜一碟。因此，如果继续单纯以提高社会抚养费数额作为严惩富有阶层超生的‘法治’手段，其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一位基层计生干部告诉记者。除了收取其“社会抚养费”之外，对于超生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还有一种行政处罚的方式，即由单位对超额生育者予以纪律处分，例如调职、降职、减薪等。但目前社会上的“超生新贵”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位限制，而且许多人就是老总，所谓的处罚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约束力。
法律人士认为，名人、富人“不怕罚”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法律、制度的漏洞和无奈。
“目前，没有法律条款来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处以刑罚。”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吴春黎律师说，因为刑罚只是针对于那些实施了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人，而对于超生，涉及的应该只是一种有关伦理道德的个人行为。解决这个目前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应该谨慎，若不然，重典重治不但解决不了存在的问题，反面可能将法律陷于尴尬的境地。
“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不应仅限于‘打压’。严惩也不应成为制止富人、名人超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律师马林认为，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最终要靠综合治理，除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外，还要用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
“只有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马林说。
“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
政策难阻体制外的演艺明星
本报记者 桂杰
去年岁末，43岁的歌星毛阿敏在上海产下一个健康男婴，喜事随即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毛阿敏前几年生过女儿，如今又产一子，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对明星就没有约束力？
演艺圈和体育圈内明星的超生问题并非个案。 景岗山和马葭有两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在超生的明星中，有人是已经拥有外国国籍，比如拥有美国国籍的陈凯歌和陈红夫妇生了两个孩子，拥有瑞典国籍的韦唯和前夫生下3个孩子。不过对于一些国籍仍在中国的明星来说，他们的超生则难免有“拥有特权”之嫌。
电影演员章子怡日前接受记者采访，在讲到自己将来的生活目标时称：“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我有条件有培养能力，为什么不生呢？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章子怡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演艺圈内颇具代表性。
对于明星超生，在一家测绘机构任职的孙女士说：“多生几个孩子，很多人都想，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是国家的政策啊，如果超生了，我的工作有可能就没有了。人家明星是自由职业者，不受单位限制，经济上又允许。但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些条件。”
曾以卖月球土地为人所知的“月球大使馆”CEO李捷认为：明星也是公民，国家政策对每个公民都是一视同仁的。对于那些超生的明星，如果真有外国国籍，中国的这条法律对他是无效的。如果他所在的那个国家鼓励多生，那他多生说明他爱国。我们看待名人超生现象需要理性，不能感情用事。
李捷说：“听说新加坡就鼓励高智商的人多生孩子，因为，高智商父母比低智商父母生聪明孩子的几率要高。新加坡的法律还规定，如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生第二胎，就要处以罚款。”他认为，实际上我国计划生育的重点应该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名人超生受到指责的背后，显示出民众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发泄。
李捷主张对明星、富人超生应该加大惩罚力度，“环保为何搞不好，就是因为惩罚力度太低，对明星超生也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在搜狐网进行的“你怎么看待名人超生现象”的调查中，62.77％的网友认为他们是依靠财富名气挑战生育公平权。而在该网的另外一项“你认为下列哪些措施能严惩名人超生”的调查中，68.96％的网友认为“经济上的重罚”和“不能参加各种评选”这两项措施的作用都不大。
“尽管对于明星富人超生问题，大众表现出来的是无可奈何的态度，但这个问题最后还是会落到对制度本身的疑问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超生问题让我们看到制度在面对有权有钱有势阶层人士的时候，就显现出自身的不完善和无力。而造成这个后果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当初制定这个基本国策的时候，社会背景和现在不同。当时社会是一元化的社会制度，人都是单位的人，更容易受到制约。但是现在人的身份变得多元化了，这就涉及到及时修改法律法规的问题。”
张燕说：“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除了明星富人超生严重，还有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人群，比如卖鸡蛋的，收废品的，也在超生，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似乎只能对一定体制内和一定组织内的人起作用。这应该引起重视。”
湖南：名人富人超生将上信用黑名单
据《潇湘晨报》报道，到今年年底，湖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将初步形成，包括名人、富人超生在内的多种违规违法信息将被公开披露。记者从湖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获悉，今年湖南省将新增司法、商务、统计等18个行政机关社会信用信息的归集，并建立对应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目前，湖南省已建设并开通了以“三库一网一平台”为基本框架的“湖南省信用信息系统”。其中，人民银行系统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归集了湖南省近22万户企业和3200万自然人的信贷信用信息；湖南省企业信息管理局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归集了180万户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用信息数据，湖南省公民信息管理局建设的“公民信息数据库”归集了全省9100多万条与个人信用密切相关的信息。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重点问题的信用监管方面，湖南省将充分运用“湖南信用网”，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商业贿赂、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欠缴逃缴社保资金、用人单位拒绝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安全生产违章（包括交通违法）、恶意逃避银行债务、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关联交易、高管失信、部分党员干部和名人富人违法生育等突出问题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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