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百姓不同的是，相当一部分富人是在孕育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雄厚的经济实力，让他们没有“超生罚款”的后顾之忧，在计划生育的国策面前为所欲为。
在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一夜走红。抚今思昔，不禁让人感叹：以前，穷人超生要到处“打游击”；现在，富人加入超生队伍，却不用“打游击”，不用躲躲藏藏，只需堂而皇之地缴足罚款即可。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也就是说，只要不在国家规定的允许生第二胎的范围之内，就是违背国家法律。那么，什么人可以生第二胎呢？法律有相应的明确规定，比如独生子女因为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富人超生并不符合这些条件。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敢于践踏法律？
某些人钻法律的空子是一个根本原因。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除此之外，对于超生，现行法律并没有界定任何其他惩处措施。
目前，在作为超生惩罚措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上，各地差异极大。去年，媒体报道过一个广东富人因超生而缴纳上百万元社会抚养费的事情。有消息说，北京城镇居民超生的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居民最多缴纳7万元，其第二胎子女就可顺利拿到北京户口。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奉新县二中教师周丽珍最近也披露，在奉新，富人只需交几千元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超生；她任教的那所中学里，有1/4的学生属于超生人口。
由此看来，对于富人而言，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能阻止富人超生。事实也证明，由于当初立法时考虑有欠周全，法律对于富人的违法超生行为，已难以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在某些人钻法律空子的背后，隐藏着的还有“富人优先”的潜规则。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先是民众休闲的一块地盘，却因“旧城改造”，成了富人们的“高尚居住区”；甚至是一些本该受到保护的地方，都因“规划建设”，最终成了一般人不得入内的富豪别墅区……现如今，“超生”也逐渐成为富人们的“特权”！
也许有人认为，富人毕竟只占我国人口的少数，他们即使超生，也不会对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规划造成根本性的危害。但问题的其中一个关键在于，生育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都应该是平等的。如果用钱就能“买”到生育权、无钱只能“自认倒霉”，那么，法律的底线在哪里？法律所体现的人人平等在哪里？
正因为发现了富人、名人超生的巨大危害，有关部门已着手准备应对措施，对超生的富人和名人，不仅要处以经济重罚，还将禁止他们参加各类奖项和荣誉的评选。但这能杜绝富人超生吗？谁能保证那些超生的富人，不会用钱购买荣誉？
韩国有严格的义务兵役制度，只要符合应征条件，不管你是体坛名将还是娱乐明星，一律都得入伍服役。企图弄虚作假、用伪造体检报告等方法逃避兵役的人，一旦被查出将受到重罚，甚至被“修理”得身败名裂。韩国著名歌手刘承俊因为入伍前突然加入美国籍，涉嫌逃避服兵役，被韩国兵务厅禁止入境，不得再踏足韩国半步。之后，元彬、宋承宪等超级影视明星，都老老实实地参了军。如果韩国也只是用经济手段作为逃避兵役的惩罚，恐怕不可能收到这样杀一儆百的效果。韩国的做法启示我们，只要较真，富人超生并不是没有办法治理。
“富人超生风”能否被刹住？这是“穷人”们的疑问，更是国家有关部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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