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少数事业有成的富人、名人超生，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共性问题。对此，各地建议取消超生富人名人社会荣誉的呼声，此起彼伏。

　　富人名人超生，既要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还将会受到取消社会荣誉的惩罚。如此“罚”了又“打”，真的能够挡得住富人名人超生吗？

　　长期以来，超生（包括名人富人超生）一般由有关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名人富人超生的门槛。对于有钱阶层而言，几万与几十万的社会抚养费犹如小菜一碟。因此，如果继续单纯以提高社会抚养费数额作为严惩富有阶层超生的“法治”手段，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德治”，作用同样有限，指望具有超生欲望的富有群体在社会批评声中进行道德自律，进而产生行为自觉，实在是有点不太现实。

　　由是观之，严惩名人富人超生并取得实效，“法治”思路必须拓展——尽快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与此同时，还要以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毫无疑问，只有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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