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意见，相当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固然值得同情，但如果对该群体的犯罪行为在定罪、量刑上有特殊照顾，就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此类看法是对学者观点的误读。学者以外来民工为例，是为了更好阐述“宽严相济”的内涵，即“该严当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希望司法工作者在决定追诉与量刑时，既关注侵害结果，也充分考虑人情事理与社会效果，并不是把外来民工的身份，直接作为减免处罚的理由。“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并不意味着一律不捕，而是要充分考虑“可不捕”的因素。就拿故意伤害来说，恶意伤害当然应当法办，但邻居纠纷、同学打闹、夫妻口角引起的伤害案，就不能一概而论。
“宽严相济”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过去常说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后者是“惩办”在前，“宽大”在后，强调的是“惩”，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严打”。而“宽严相济”，则是“宽”字在前，侧重基点在于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以“宽严相济”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更多顾及了刑法的社会效果。
刑事立法中的“宽严相济”，是指能用其他法律调节的，刑法绝不过多介入，对拖欠工资、公款吃喝、剽窃抄袭等不良现象，就不能轻易入罪。与之类似的，还包括吸毒等无被害人行为，也要慎用刑法。不过，“宽严相济”并不意味着刑法无所作为，为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该严格时，也不能手软。今年修改刑法时，就扩大了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把医生开处方拿回扣、高校教育腐败等严重违法行为，纳入刑事打击的范畴。
问题在于，刑事立法要求严格、程序繁琐、涉及面广，在立法中推行“宽严相济”，很难及时体现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死刑，在我国，提倡“宽严相济”，就必须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但是，在立法中废除死刑，在现阶段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因此，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刑事司法上来，即“慎捕、慎诉、慎判、慎杀”，这就要求司法工作者在裁量具体案件时，在决定适用何种措施时，真正对公民的自由权与生命权利，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秉承负责任的态度。
事实上，“宽严相济”在“两高”的工作报告中已多次出现。贾春旺曾指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应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肖扬也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据此，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因生活所迫，盗窃他人少量钱财就医，检察院权衡之后，最终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就是“宽严相济”政策的最好体现。
何帆(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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