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国家林业局与公众和环境法专家的分歧似乎仍无法弥合。杜永胜的讲话又进一步引起了有关专家的质疑。
执法不能断章取义
“林业局主要认为狩猎权拍卖的程序是对的，但是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林业局在狩猎权拍卖问题上违反了实体法，即《野生动物保护法》。”针对国家林业局此前的观点和此次杜永胜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观点，１０月９日，北京天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福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林业局拍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狩猎权的行为，严重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王福江已于８月２４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国家林业局撤销拍卖狩猎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发言人认为，未经批准的狩猎就是违法的，要严厉打击非法狩猎。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批准，也是违法的，也要制止。”环境法专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常纪文认为，在狩猎权拍卖问题上，《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基干法，依法主要是依《野生动物保护法》。“法律不能撕裂开来，更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单纯地看《行政许可法》，必须把《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行政许可法》结合起来。”
常纪文进一步分析说，野生动物保护制度是系统化的制度，它散布于各个法律之中，但它们是有机的统一体，不能从某一部法的只言片语寻找执法依据。
常纪文指出，目前国家林业局已经涉嫌严重违法，狩猎权的国际拍卖必须慎重。
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惯例
在大多数违法违规事件中，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政府部门却成了违法主体。
“避而不谈公众和专家的质疑，只是说合法，那么合法的依据是什么，具体是哪一条？为什么不回应公众和专家质疑的几点问题？”１０月９日，环境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灿发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提起国际惯例，王灿发认为，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惯例。“象牙筷在津巴布韦允许交易，但在肯尼亚就不允许。如果要强说国际惯例，那也是指拍卖一般野生动物的狩猎权，而不是我们拍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狩猎权。”
常纪文和王灿发呼吁有关部门回应公众的质疑，尽快公布科学论证报告，接受公众的监督。“为什么非杀不可呢？”常纪文质疑道，“国家林业局找没找其他可以替代的方法，如卖给外国的动物园？如此猎杀，是否有科学论证报告，如果有，请拿出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否过剩到必须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有相应的科学论证报告就应该拿出来，公众也有这个知情权。”王灿发说。
针对发言人提到拍卖狩猎权，获得的收入将全部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常纪文指出，捕猎野生动物一般是以下几个目的：科学目的；紧急避险，主要是危害到公共安全或者百姓的生命安全；泛滥成灾，出于繁育的目的。也就是说，捕猎的目的一般必须是纯粹的公共目的，而不是利润，“以保护的名义猎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希望就此举行听证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狩猎权拍卖让近七成公众担忧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人们普遍很想知道我国目前的野生动物有没有多到可以猎杀的程度。一方面是有关部门振振有词地宣称“依法办事”，另一方面却是公众的普遍怀疑，两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他们的法商到底谁更高？如何弥合这一分歧？
常纪文认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度实施以来，老百姓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怜悯态度呈上升趋势，用暴力的方法对付野生动物的局部过剩，是现代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这也是大多数普通百姓反对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对执法机关执法的不透明性持有怀疑态度。”常纪文分析说，很多法学专家和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提出反对意见，对此，国家林业局并没有提供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反驳说明，更没有拿出专家论证报告，这更加重了公众对国家林业局的怀疑态度。
常纪文认为，公众和林业局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公众也是在支持国家林业局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为消除公众可能的误解，常纪文希望国家林业局举行研讨会，对此事展开辩论。“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可以召开一个听证会，让有关方面专家和公众代表充分阐述各自的观点。”
据悉，中国的国际狩猎活动始于１９８５年，２０多年来，我国经批准的对外国人开放的国际狩猎场所共２５处。针对公众对林业部门２０多年来的狩猎收入是否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质疑，常纪文希望审计机关介入，对此前２０多年来的狩猎资金进行审计，查看资金的使用情况，让公众了解资金是否用在保护区农民和动物保护方面，“满足公众知情权，并达到消疑释惑目的。”常纪文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的怀疑具有合理性，并不能说公众比某些部门的法商低。
王灿发教授则呼吁国家林业局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透明执法，避免和消除外界的疑虑。他希望通过各界的广泛参与，发挥林业局的生态保护功能。“这也是在公众的参与监督下，以合法的形式降低管理成本，期待林业局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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