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陶醉于“设计”各种公益诉讼的人
一个屡败屡战、没有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
年初十上午。周五。
尽管凌晨4点才从广州坐火车到家,丘建东还是早早到了自己的法律服务所,等一个姓陈的委托人上门。
“我也没见过这个委托人,他也是慕名来的。”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丘建东拿着委托人先送过来的材料,言语里有几分自得,“听这个委托人说,一定要找个正直的律师。”
这个案子是关于武平农业银行一家下属公司的数名职工追讨12年前公司向自己收取的3000元集资款。“如果顺利讨回这些本息,一个委托人(我)可以收到500元。不过打这样的官司也很费劲,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丘建东说。
丘建东因打各种公益官司而出名,目前的头衔是福建省龙岩市海平面法律服务所主任。门口的陈列柜里,堆得满满的“全国城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十佳志愿者”、“中国首届维护消费者权益十佳”、“国家3·15金质奖章”等证书、奖杯,似乎都在诉说着主人的“辉煌”。
第一宗官司
电信局多收了6毛钱
1996年时的丘建东,是龙岩市(后龙岩撤市成地区,变更为龙岩新罗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副局长。以“思想者”、“痛苦的哲学家”自居的丘建东开始觉得自己按部就班的生活不太舒服。“很想做点什么事情。我这一辈子都在思考如何变得不平凡。”
爱好法律、在市党校当过法律教师的丘建东精心策划了一个官司。因为公话亭在本该半价的时间按全价收费,多收了6毛钱,丘建东将电信部门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双倍差价1.2元,并要求电信局方面撤下老式未载入半价规定的资费表:“其实我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用这个官司来考验一下当时法制的环境,考验社会的接受程度和领导的开明程度。”没想到正逢当时的消费者维权意识萌醒,丘建东随着“一块二官司”一夜成名。丘建东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就是:“原来这个是世界第一的!”
丘建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他又接连“设计”(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官司的出炉过程)出十五六场公益诉讼——他认为他精心选择的这些公益诉讼都是“踏着时代节拍的,迎合时代潮流的”。这些诉讼的共同点都是挑战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或者机关,不为获得实际赔偿,就为讨得说法。消费者维权热起来的时候,他告了电信局,保险公司,告了邮政局;这几年随着人们公民权、民主权意识的觉醒,他又开始了新的酝酿。
诉讼再诉讼
没有“对手”的自娱自乐?
丘建东给自己预定的目标是一年打一两宗公益官司。去年他打了三宗,超过了他的预期。
去年第一场官司,因机场建设费并入机票收费,丘建东因此将厦门航空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返还其机场建设费50元;一审二审均败诉。丘建东选择继续申诉。两次开庭审理,丘建东都拉了同行做代理人,一起并肩作战。“我去起诉了,我就成功了,当然如果法院能够受理,开庭,对方有人来答辩,那就更过瘾了,起码我找到对手了!”
让他感到郁闷的是,更多的官司,没有“对手”。去年另外两宗官司,一个是告四川大学:在攻读四川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法学系专升本专业时,丘建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宗教本质上是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一句有违宪法中“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而将四川大学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改正并赔偿精神损失一元,法院不予受理,丘建东继续上诉至成都中级人民法院,至今未有回音;
另外一场,丘建东则将龙岩市新罗区党委告上了法庭。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在前年年底新罗区政协委员换届选举的时候,丘建东给区委书记接连写了几封信,表示希望自荐成为区政协委员。
丘建东在信中要求,新一届政协在换届之际,希望拨出小部分政协委员名额向社会公众开放,允许群众自荐政协委员。“为什么人大代表都可以自荐,政协委员不可以?”不过他并不想自荐做人大代表,“自荐人大代表有人做过了,我要做就做别人没做过的。”
但是一年过去了,自荐信仍然不见回音,丘建东遂于2004年11月12日将新罗区党委告上法庭,请求判令中共龙岩市新罗区党委履行法定职责,对起诉人的信访事项进行办理并予以书面答复。
经新罗区法院裁定,对丘建东的起诉不予受理。丘建东继续上诉要求行政复议,仍然被龙岩市中院驳回。后来,市委专门派领导登门,感谢丘建东的提议,但是国家现有的法制没有说明政协委员可以经过推荐或者自荐产生,从基层开始创新比较困难。“最起码,他们还是比较重视我的提议的。”丘建东的话里有些许自我安慰的色彩。
虽然或多或少每个官司都能引起一些反响,但是更多时候,打这些公益官司更像是他一个人的自娱自乐。虽然获得的掌声也寥寥,但丘建东不折不挠坚持把每宗官司的程序都走完,一审败诉或者不予受理,再上诉;二审,败诉,再申诉。每个官司都是厚厚一沓资料,起诉状,判决书,上诉状,申诉状,复议申请书,他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法制不是不可以突破的,制度是可以创新的,就像以前连行政诉讼都没有,现在不是照样出现了?我做的,就是所谓先行者的工作。”
“这(做法)符合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很高尚的东西。”他很认真地告诉记者,“至少要提出问题。虽然这些官司的结局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输了,但是它会推动我们国家法律的进程,现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我就是那第一块烧饼。后来体制的改变都将是建立在我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一起起的诉讼过程中,丘建东的人生也悄悄偏离了四十年来的轨道。1999年,丘建东辞职下海,在龙岩开了一家法律服务所。从此丘建东的生活有了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去打各种公益官司,一个是受理委托人的各类诉讼,以“律师”角色获取收入。
听证,“思考”
“消费者代表丘建东”
除了打公益官司,丘建东一年还要参加不少大大小小的价格听证会。小到龙岩市公交车月票提价,大到国家铁路春运提价听证会、福建电力价格听证会他都以消费者代表身份参加了。每一次,他都很认真准备发言稿,并积极发言。
去年7月,在参加“福建省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听证会”和“福建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前,他还专门在《闽西日报》上以“消费者代表丘建东”的名义,花了400元刊登了个豆腐块告示《征集消费者意见函》:“本人即将出席福建省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听证会,现在公开征集广大消费者的宝贵意见。”留下自己的住址电话。丘建东说,他还真的收到不少群众来电来访。
“作为消费者,我当然是天然地反对任何提价。”丘建东珍藏着每一次价格听证会的代表证,把它们一一展示给记者看,小心地拂去上面的浮灰,“当然大部分反对都是无效。不过也有例外。龙岩公交车月票听证会,是想在今年一月份把月票价格提高5元,到现在也没提,看来我们反对生效了。”他喜滋滋地说。
“他不洗碗不洗衣服不做任何家务,认为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去搞社交活动,如果不出差,每天都是在家里写啊写。”丘建东的妻子黄晓芳说。
黄晓芳未必理解他所做的事情,包括他打一系列设计出来的官司,后来辞职下海、开法律服务所。但是黄晓芳还是选择了支持他:“我并不喜欢他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只有这么做才觉得快乐,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选择让他快乐。”
丘建东把他这些年“思考的成果”装订成厚厚几本文稿,A4纸反正面打印得密密麻麻,加起来有1000多页,近百万字。文稿里多是一些对各种国家大事、社会现象的评论、感想,还有一些“我在国徽下/工作为人民/刚正永不阿/执法无二心”之类的诗句。
丘建东热衷于把自己的各种文章、最近打的公益官司,传真、E-mail给各家报社、杂志社,把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邮寄给各个主管部门的领导,“每天都发好多。”
“大部分都有回音么?”
“石沉大海。”他露出不好意思的笑,顿了一下,说,“蛮写而已!蛮写而已!”
丘建东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就像一个小孩,喜欢乱跳舞,”他脸上露出怡然的神情,“现在的社会是很宽容的,虽然有人说闲话,但是基本上还是没人来干涉我,可以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跳,那就很快乐了。当然,如果有人旁边鼓掌(媒体助威)就更好了!”
“丘建东打一块二官司的时候,应该说是一腔热血,但是这些年他打的这些(公益)官司,有些简直是牵强附会,无非是自我炒作,想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为服务所拉生意罢了。”面对这些声音,丘建东一笑了之,也不讳言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屏幕上。一个是媒体把他打公益官司的事情广而告之,这样会使得他做的事情具有轰动效应,“这样才能引起上层、制度层面对它的关注,对它的研究和思考,从而推动制度的进步”;而且自己有名了,的确会有不少人找上门来请他为自己的案子做代理;“不可否认,律师这一行就是靠名气来吃饭的。”
低头还是仰望?
年年律考的“法律工作者”
丘建东把那种帮别人打的一些普通的诉讼比喻为鸡低着头啄米,“就是为了吃饱饭而已,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缺乏创造性。”他这么形容。比起低头啄米的鸡,他说他喜欢做的是仰望星空的思想者,虽然痛苦,但是也很快乐。但是显然现在他还不能完全摆脱鸡啄米的生活。
来找他打官司的人都喊丘建东叫丘律师。虽然按照准确的说法,丘建东应该是一名“法律工作者”。称呼虽然不同,但是他充当的,其实就是律师的角色(除了刑事案件不准代理外)。只不过,他没有通过司法(律师资格)考试,想获得光明正大的律师地位、开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愿望也就不能实现。而一个现实是,在大中城市,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一名词正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你考过几次律考了?”
“很多次,很多次了。”他露出几分羞赧,“都是差几分。”
“很多次到底是多少次?”
他转开头,脸上露出他习惯性的不好意思的笑:“不好意思说。”
“据我所知,丘建东是龙岩市考律考考了最多次的人。”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一位戴律师告诉记者,丘建东考了至少八九次了。另外一个律师马上做出反驳:“何止八九次,至少也有十几次了,这些年来,感觉他就是年年都在考。”
律考年年考,年年名落孙山,这是丘建东最大的痛。“每天都在学习、思考”的他,认为自己过不去律考的原因在于自己不擅长于“死板的”考试:“现在的律考太刻板,不利于临场发挥。还有就是很多题目有问题。”他总是认为有些题目的标准答案值得商榷。
“他的思维是逆向的,发散的,他习惯于钻牛角尖,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一个熟悉丘建东的律师说,“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有问题的答案,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业界争议
“他写的辩词像散文”
虽然律考总是通不过,但是热爱法律的丘建东对自己的法律水平仍然颇为自信,认为自己是个比较成功的“律师”,来找他的,基本上都是冲他名气来的。
“丘建东一年也就是赚个10多万,在龙岩这一行里算是很一般的法律服务所,”龙岩市一位熟悉丘建东的律师对丘建东口中的“成功”不以为然,“不客气地说,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子。那种行政什么的案子才来找他,标的小,案情琐碎,都是我们这些事务所不愿意接的案子,根本赚不到什么大钱。”
很多律师都肯定丘建东为推动法制进步所做的努力,表示他们有机会也会偶尔打上一两场这样的公益官司为自己壮壮名气,但是他们不会像丘一样,耗费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在这方面,而且,这么做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并不大。对这种状况,丘建东也表示承认。由于自己是因公益诉讼出名,来找他代理的也大多是类似案件。律师们都喜欢打的金融、房地产、经济类大案,他接到的很少。
当地媒体一位记者也证实,丘建东经常拿着一些替弱势群体维权的案件去报社寻求舆论支持:“比如说离婚案、消费者维权纠纷啊,都是这类案子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属于收不到什么钱的那种。”
“一个是丘因公益诉讼出名,一个是他自身法律水平也有一定局限。”对这种情况的出现,福建省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主任,2004感动福建十大人物的黄家焱律师做出了如是评价。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规定,丘建东的法律服务所虽然也是“三人以上合伙制”,但是实际上主要经办人员只有他和妻子黄晓芳两个人,外加一个助手。“我们同行都是把律师事务所当成企业来经营,但他就跟旧时靠替人家写状纸收费谋生差不多,就等着代理人慕名找上门,完全称不上什么管理。”
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陈亮辉律师曾帮丘建东义务代理过两件公益诉讼,在这两起诉讼中是丘建东并肩作战的“伙伴”。他说,丘建东对待每一桩诉讼都很热情,而且经常打电话向他讨教案件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有些问题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法律基础常识。”他认为,丘的性格对他从事法律行当也有一定影响。“他有点迂腐,不够灵活,更多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欢跟人交际,该从事社会活动的时候都去写那些忧国忧民、又根本发表不了的文章去了。”
在谈及丘建东在法庭上的表现,一位同行打了一个比方: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敢讲”,第二个是“能讲”,第三个是“会讲”,而丘建东的表现是:“很敢讲,很能讲,但是却往往讲不到点子上。”
据说,丘建东的辩词写得像散文,“他慷慨激昂,很有激情,但是缺乏逻辑思维,法律基本素质有一定欠缺。”一位律师说,“如果是别的律师在法庭上做出那样的辩词,法官早就要他住嘴了,但是对于丘建东的表现,法官已经习惯了,就笑笑了之。”
《闽西日报》一位记者还曾经接到过两次读者报料,投诉海平面法律服务所收费过高。其中一桩拆迁案,丘建东收取了3万元代理费,委托人认为收费太高,投诉到报社和司法局,后经司法局调解,丘建东退回当事人15000元才算平息。
龙岩市司法局陈粤闵局长表示,现在的法律服务所没有法律地位,从业人员法律水平参差不齐、管理不完善是丘建东的法律服务所出现一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不能全怪丘建东,毕竟,他也要跟其他律师事务所和服务所竞争,求生存”。但是他也证实,“海平面的确是被投诉法律服务质量和收费问题比较多的一家服务所。应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和现在的法律制度管理不完善、他个人的职业道德水平、法律水平都有关系。”
丘建东“制造”
1996年 “一块二官司” 因打电话被多收6角钱将电信局告上法庭,索赔双倍差价1.2元。
2000年12月 黄山一元钱地名官司 状告黄山地名混乱误导消费者,索赔一元。
2001年7月 “北京电话号簿案” 因购买的电话号簿上查不到国家机关重要部门电话,状告电话号簿公司,要求退书并赔偿,结果被法院驳回。
2004年9月 首例机场建设费民事官司 状告厦门航空公司,要求返还机场建设费50元并诉请撤消机场建设费。一审二审均败诉。
丘建东语录
“我这一辈子都在思考如何变得不平凡。”
“虽然这些官司的结局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输了,但是它会推动我们国家法律的进程,现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我就是那第一块烧饼。”
“一些普通的诉讼就像鸡啄米。比起低头啄米的鸡,我喜欢做的是仰望星空的思想者,虽然痛苦,但是也很快乐!”
外界评说
“丘建东打一块二官司的时候,应该说是一腔热血,但是这些年他打的这些(公益)官司,有些简直是牵强附会,无非是自我炒作,想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为服务所拉生意罢了。”
丘建东 福建省龙岩市海平面法律服务所主任,全国首届维权十佳,曾经发起多起公益诉讼,被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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