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权力体系中的消极控制者，权威性的发声渠道只能是裁判文书。即使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当初法院无充足的法律依据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裁判，也该宣告行政机关败诉，因为根据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法律授予，倘若被诉的行政行为确实无法查明其法律依据，自然是法无明文规定，则视为越权或违法，而不该驳回起诉。法院事后通过调研报告的渠道，告诫行政机关“曾经执法依据混乱”，虽然可能收到“下不为例”的警示效果，但是原告的诉权被抽空，司法公信力也难免受到质疑。
长期以来，在“公事公办、各管一片”的托辞下，“不揽事”的消极态度似乎成了某些政府部门的“潜规则”。
如果按照此逻辑，死抠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怠于审视社会现状，不愿施以公共救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惰政思维”。
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有句名言：“立法如同织布，法律如同布匹，这布匹上难免有个别的褶皱”，如果强由立法者拉平这些褶皱，势必破坏这布匹的整体经纬与纹理，而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能够而且应当熨平这些个别褶皱”。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上述论断更有针对意义。
在这方面，最高法院的积极负责态度值得各级法院仿效。前不久，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持工资欠条即可直接向法院起诉。在此之前，对于农民工持欠条讨工资的案件事实，其性质到底属于普通民事纠纷还是劳动争议，存在争议。如果按照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农民工必须先行求助于劳动仲裁机构，对其裁决不服才能向法院起诉。而最高法院主动往前走一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坚决、明确地将该类案件“视为普通民事案件”，不必先仲裁再起诉，一语出而规则定，弱势者的讨薪路从此不再那么漫长和无奈。
最高法院肖扬院长近日强调，人民法院必须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司法多一份积极，人间就多一分正义，社会就多一分和谐。期待司法机关能够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更加独立和理性的姿态，积极负责地审视和参与社会公共治理，全面考量和平衡各方利益，使社会肌体的局部破坏与无序重新回归平静。
当然，积极的司法态度也同时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身陷更复杂的社会纠葛时如何保持司法裁判的独立性？面对更多的诉讼案件时如何确保裁判质量？当法律文本与现实正义发生碰撞时如何智慧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将考验和激励着中国法院和法官们。而在这条司法积极主义的大道上，除了秉持公共抱负的雄心，法律与正义将是他们前进时校正方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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