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钟镇涛等名人身上的破产案在香港已是屡见不鲜，然而对于内地民众而言，“个人破产”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语。个人破产在内地尚未列入法律范畴，但是随着内地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飞速发展，“城市负翁”、“负资产阶级”的涌现，个人破产的风险正在潜滋暗长。没有“个人破产法”的保障，市场经济下诸多失信行为频见报端。
据报道，我国法院每年审理的财产给付内容的案件大约有450万件。1993年需要法院强制执行的比例只有30％，而现今这一比例却高达50％以上，被强制执行者不乏社会名流。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由于拒不履行企业及个人的巨额还款义务，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了威慑机制。而上海一位肖律师因拒付法院判决的购房违约金而受到15日拘留，这则新闻足以让听者大跌眼镜。
一方是破产之后的重生；另一方是由失信导致身败名裂，鲜明的个案说明“个人破产法”在约束个人经济信用行为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英、美、日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在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前实施了个人破产法。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和熟练运用反映了一国市场化的成熟程度。
在个人破产制度健全的环境下，对于债务人而言，相关法律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疏导途径，使其有时间和机会重新积累财富。钟镇涛申请破产的四年中被限制了各种高档消费，并通过勤奋工作积攒了偿债资金，使其最终摆脱了数亿港币的重债压身。对于债权人而言，申请破产者消费受限保护了其权益不会在宽限期内受损，并且能够享受到破产者资产增值带来的赔偿弥补，钟镇涛笑言“彩票中奖也必须要去还债”，这正是体现了“个人破产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通过“人性化”的严格法律规定，来实现债权债务双方的共赢，钟镇涛能够摆脱破产早日娶妻，当要感谢这样的法律制度。
然而，内地的现实情况是，由于缺少相关法律的约束，部分失信群体想方设法规避债务的行为导致执法成本高企。同时，部分债权人因不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赔付，不得不诉诸于暴力等私人救助途径维权，结果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一部科学缜密的“个人破产法”将会使更多的“钟镇涛”度过生命中的黑暗期，为社会营造良好的制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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