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发生后，引来社会讨论。昨天的判决中，法院认为“崔英杰以暴力手段阻碍城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并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考虑到其犯罪的具体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崔英杰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我们正处于经济与法律的深刻变革期，最高法院于今年元旦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对人的生命与生存的尊重逐渐渗透于执法过程中。可以说这样的判决既打击了犯罪，又贯彻了“少杀”“慎杀”的宗旨，体现了法律应有的理性。而法学界与政府、民间对崔英杰案件的深入思考，包括两会前后人大代表参与的对“路边摊贩要不要解禁”的讨论，都必将换来城管部门人性化执法的“加速器”。
但是，无论如何，崔英杰被判死缓，36岁的李志强被夺去生命，都是令人哀伤的悲剧。现在社会要思考的是，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
城市小贩和管理者如何能够和谐相处？
崔英杰事件提示一个严酷事实，我国仍有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生活维系在一辆烤白薯或烤肠的三轮车上，或在人行道上占道设立的茶摊上，无条件地禁止他们在大街上摆摊设点，就可能影响他们的生存。据保守估计，上海目前有5万个流动摊点，而乌鲁木齐也有3万个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这一现象将延续很长时间。
即便大部分人步入小康，也无法彻底消除贫困与市场对流动摊贩的需求。城市政府也面临艰难选择，是实事求是地关注底层公民的生存，还是在所管区域画地为牢驱散流动人口，以保持城市的优美外表？
我国政府签订并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须知，政府是服务的提供者，而不纯粹是管理者；政府是满足民众所需的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政府之所以拥有资源配置权，是人们相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作为独立第三方的政府比他人更为公正。类似于四川省内江市城管局发竞标公告拍卖人行道经营权的做法，地方政府部门以经营者自恃，显然是误解了自己的身份。
目前，在民生至上的观念转变过程中，城市与政府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一连串的变化印证了这一点：上海将于下半年正式开始实施《城市设摊导则》，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
这表明，城市可以设摊，但不是随地设摊；要有管理，但应该是有序管理；政府是执法者，但不是野蛮执法者；乌鲁木齐70多处夜市解决了上万个小贩的生计；西安、成都、郑州、南京、长沙、太原等全国大中城市，都改革了城市管理方式，实行人性化执法、服务式管理。
在北京，3月初，崇文区革新西里社区首次尝试，由居委会牵头，在人行道划出固定区域供商贩经营，商贩只需每月交纳20多元的保洁费。由居委会主导游商治理，此举开创了北京乃至全国城市治理的先河。
市在城先，民为邦本，尊重自食其力者的需求，创立公平宽松的就业与竞争环境，正是现代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崔英杰案虽是极端的个案，但是它的警示意义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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