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不得巧立名目向患者和家属收取额外费用，这既是基本的医德，也是卫生部三令五申的政策。但深圳市人民医院的乱收费，不但乱，而且奇特：为了多收费，一天可以有27小时，乱到连人们的基本常识都忽视了。把医院管理到这般模样，撤掉这样的院长确是应该，通报全国，也可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然而，问题似乎不仅仅停留在“撤职”上。换句话说，撤掉了这个院长，还有下一个院长，如果乱收费的土壤仍旧“健在”，新任院长会不会因为各种体制诱因不得不重回老路呢？毕竟，一家医院，几百数千人要养活，要领工资和奖金。要做到做好这一点，就必须广开财路，而所谓财路，一方面是来自财政拨款，另一方面主要是来自患者。财政拨款和取自患者的比例怎样？一位行医10年的医生如是说，“财政拨款不到医院开支的零头，大部分的钱得从病人身上取。”这是中国医院的普遍现状，也就是说，只要你要它“自负盈亏”，医院的“创收冲动”就会本能地发挥作用。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庞大的医生队伍该怎么样养活？要么假设医生是道德高尚，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圣贤人物；要么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建立基本的激励竞争机制。虽然，按照古人的标准，中国人对医生的评价很高：有“医者德为先”之说，也有“医者父母心”之言，更有“悬壶济世、泽被苍生”的美誉。但医生毕竟只是凡夫俗子，也要养活自己的一家老小。“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在市场经济洪流中，不可能期望他看着别人涨薪发财而心静如水。不但如此，在国外，医生与律师一样都是高收入阶层，如果医生还要被迫冒着“违规”之名从患者身上揩油，那我们就必须检视自身体制：哪里出了问题？
从最初的事业性质转向市场竞争，使医院得以维持生机的一个基本制度是“以药养医”，我们曾经以为，解决百姓看病贵问题，先解决了药价虚高，挤出药价流转环节的油水后，百姓看病成本自然就会降。但是，不能忽略，降了药价就直接威胁到医院与医生的收入，更不要说威胁到药厂的效益了。所以，就有了最近近百家药企两度上书国务院反映“以药养医”弊端并建议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的事件。把某些虚高的药价降下来是必要的，医药分家也是必要的，但与之相伴的“医生该由谁养”的问题也必须同步得到妥善解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咨询了一个朋友，他说，医生天经地义该由患者来养。但是，不同的养法可能有不同的结果。
且看看美国人的做法，在美国，保险公司和医生签约服务自己的保险客户，或者有的保险公司干脆自建医院，组成一个医疗网络，当保险客户生病时可以选择在这个网络内就医。因为既是服务于患者，也是服务保险公司，所以保险公司自然会尽力监管医疗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而部分医生（当然是一部分，美国医生自己开业的比较多）的收入就这样解决了，同时，由财政拨款和慈善捐款的公立医院则确保了另一部分医生的收入。
回头看我国，在提到医改的时候，政府也在强调，要强化政府责任。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判断政府责任是否尽到，就是看其是否给予了足够的财政支持。此外，我们的不足是，保险事业尚不够健全，开业医生更是少之又少，慈善事业也很不发达。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要做好公立医院，同时积极发展私立医院，鼓励医生开业。如此，则避免了所有的医生都由政府养活的局面。当院长不再为创收冲动时，乱收费自然就会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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