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俗语，事不过三。就是说，做错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过三就是属于明知故犯之列了，应该说，这是已被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容忍限度。然而今天，这个限度被打破了——广州拟出的约束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严规”，将其改成了“事不过六”。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是以什么“科学依据”将“事不过三”改成“事不过六”的。
大胆猜测一下，定为“事不过六”的原因，出发点可能是基于“保护”公务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事务繁杂，犯错误的几率也大啊。现下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遇事屡遭推诿的现象，几乎已被人们所见怪而不怪。群众所总结的“官架子”“官腔官调”，就是最好的表述。在全国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广州即使是“吃螃蟹”，也得留点余地吧！倘若一次两次至多三次就被炒鱿鱼，这怕是对广州公务员的“不公”。
倘若真的是基于这种想法，笔者倒是建议广州不要出台有明确次数的“严规”。对于公务员而言，基于有效投诉层面上的“事不过六”，可能会让他们产生松懈情绪，约束作用不大，因为六次实在是太宽泛了。而投诉人负举证责任的规定，也会因为举证的艰难而最终可能会化有效投诉为无效投诉，使六次变为七次八次或更多。果真不幸而言中，则所谓的“严规”，就成了一把桃木做的“尚方宝剑”。而对于群众而言，“事不过六”，则会产生“明打暗护”的感觉。事本不可过三，过六简直就是罪无可恕，为什么非要过六？有谁来认定是有效投诉还是无效投诉？六次是一月还是一年？在诸多的疑问中，“严规”也可能会在群众的心目中化为一种形式，成为一种作秀。
公务员的作风问题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套用一句流行语就是，作风非小事。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党和国家在这方面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如果真的要在这方面来一番作为的话，那就要动真格，而不要学小脚奶奶走路，更不可“叶公好龙”。公务员在政策理论、法律法规方面的素质应该都高于常人，犯错误的几率应该更少，而且他们在工作中应该更加谨小慎微。因此，对他们不是放一马，而是要基于“明知故犯”层面上的严惩,根本没必要玩这样的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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