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第一主编、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介绍，该建议稿主要加强了对被告人的权益保护和对律师辩护权的保护。
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今年10月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坦言，有的法庭在刑事审判时，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不够重视，律师的作用发挥得不够，目前只有30％的律师介入刑事案件。
据全国律协统计，由于我国没有律师豁免权制度，律师辩护风险很大，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往往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指控追究。在辩护律师被追究案中，错案率高达70％左右。这导致了近几年刑事案件的辩护率逐渐下降。以北京的律师为例，1990年人均办案2．64件，到2000年下降到0.78件，近年来，刑事案的律师辩护率均不到10％。
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出发点就是强化人权保障理念，从以打击犯罪为中心转变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而保障辩护律师的职能，正是实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部分。
记者注意到，许多困扰律师全面行使辩护权的痼疾，建议稿都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救济原则贯穿了整个建议稿，“权利的生命在于救济，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都必须有相应的救济条款配套，以保障该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机会和途径得到恢复，并使侵犯权利者受到制裁。”该书第二主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说。
建议稿专门就死刑复核中的辩护提出建议，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时，应该有辩护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并充分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在刑事辩护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如律师不能及时介入，最易发生违法行为，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现行刑诉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除涉及国家机密案件外，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实际操作中，办案机关经常对国家秘密作扩大解释，结果律师会见嫌疑人必须获得侦查、看守人员的批准。
建议稿提出，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只需向羁押机关出具3份材料就可以进行，即律师执业证、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的专用介绍信。除此之外，不需要向办案机关提供起诉意见书、起诉书等一系列诉讼文书。会见时，侦查机关不派员在场；会见的次数不受限制。
目前在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办案机关对嫌疑人的逮捕与羁押不分，羁押的期限没有规定，而是等同于办案期限。
建议稿将逮捕定位于强行把嫌疑人带到有关机构的临时关押。同时，公安机关认为需要羁押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向检察院提出羁押申请，如检察院办案则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检察院、法院进行羁押听证。
另外，我国刑事案中证人普遍不出庭，庭审只是对证人笔录的宣读，既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也侵犯了被告人与不利于自己的证人对质的权利。
建议稿中提出，证人必须出庭作证，除非证人已经死亡、身患严重疾病、行动极为不便或者控辩双方对其证言没有争议；对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法庭可以拘传、罚款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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