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攀比办公场所豪华风是“滥用权力的腐败行为”，如此定性，可谓一针见血！近些年来，尽管中央对遏制各地刮起的楼堂馆所等“豪衙风”一直是三令五申，却又往往屡刹不止。在许多地方往往是官员一上任，屁股没坐稳便着手其“大兴土木”之盛事了。尤其在一些贫困地区，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官员很少过问，修建“豪衙”的攀比之风却往往愈刮愈烈。有道是，“真皮座椅老板台，电视电脑随时开；电话手机双加料，传真数码更风采；糕点水果纯净水，空调恒温春常在”。此乃一些官员追求办公豪奢之风的真实写照。
古有“当官不修衙”之箴言，但当今某些官员竟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官员们“修衙”的动力何来，恐怕还得由某些官员崇尚的另类“名利观”谈起。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之所以热衷加入“修衙”的盛大方阵，除气派而豪华的建筑能给其带来“政绩”或“能耐”等美名之外，关键是某些官员还能通过其工程发包权而得到可观的“实惠”。一个地方政府的“修衙”工程，动辄以“拉大城市框架”为名，使得公园、广场和社区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其究竟能带来多少“商机”，拉动多少“内需”，恐怕是很难评估的。可以评估的是，此举诱发了大量职务犯罪之良机，各地“楼房建起来、干部倒下去”的官场风景不断涌现。
但是，要切实让“禁令”落到实处，恐怕还须在官员问责环节增加些力度。比如筹建豪奢楼堂馆所的拍板权常常为少数几个核心领导所把握，而贫困地区政府“大兴土木”更是个别领导“力排众议”的结果，所以问责便必须问到“根”上。再比如对这些建设资金的调集权，同样掌握在少数“实力派”手中，而且很少受到应有的监督。从以往查处情况看，上马楼堂馆所等项目的少数决策者，不仅没有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有的责任人的职务甚至不降反升了。如此，也就难怪有更多的“后来官”在“修衙”攀比风中前赴后继了。
只有大力遏制各地政府掀起的“豪衙风”，才能挽回被透支了的政府公信力和公共财力，才能将科学发展观落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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