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9年修订《公路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定了向车主征收养路费的做法，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废止了旧法中有关养路费征收的条款。如今，各地交通部门据以征收养路费的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现行《公路法》相抵触，这是不争的事实；高位法规定施行费改税已经七年了，但这一规定一直没有施行，这也狡辩不得。在“法治国家”发生这种现象，的确让国民感到很可怕。但是，对交通部来说，不征收养路费则是很可怕的事。所以，10月23日，交通部在其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印发2007年度全国公路养路费票据式样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
从法律角度着眼，判断此事不难，其状况为“违法”，或者叫“立法不作为”。这表明，有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国民以及其他国家机构对他们无视法律的权力和行为，如今还无可奈何。
交通部相关人士和法律公然抵触，并非法律意识淡漠。说别的理由都是假的，这块“养路费蛋糕”太大、太甜、太诱人，每年大量增加的车辆自然带来“收入”的大幅增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对特权群体的妥协和对特权车的例外，带来巨大的腐败利益，这项权力和附加于权力之上的经济收益，实在让人无法割舍——这才是不作为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收费工作”方面他们积极作为的根本原因。
对公众有利而对某权力群体不利的法规，均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而对公众有害却能给权力群体带来福利、机会的法规、文件、土政策，均能强力推行至实现特定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在无私利驱动和有私利驱动两种情况下，许多国家机构效率、能量的表现，根本就不象是同一个组织系统、同一个运行机制。这种情况是我几年前的发现，如今其普遍性依然如旧。
这不是“无法可依”，也不是“不懂法”。只要不符合某群体利益，他们先是避免立法；有了立法，他就给你“立法不作为”。更严重的问题是，他即使不作为，多年来并没有被追究、被制裁。
有的专家可能觉得说交通部“违法”太“过分”，提出这属于“立法不作为”。就算是“立法不作为”吧，这性质其实比“违法”更严重。在“违法”之上，再加一条“渎职”罪名，绝非冤枉了谁。平时老百姓不交费或不配合执法，叫“抗法”，国家行政部门对国家法律视若敝屐，该叫什么呢？我说这叫“权力抗法”，也该出动军警扫荡之、取缔之。如果国家立法、司法机构对权力抗法妥协了，没辙了，那渎职的范围恐怕就扩大了。
某个国家机关行为和法律抵触，必得被制止、被制裁，道理不必多说。制止、制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一是提出违宪诉讼；二是行政监察和制裁；三是公民依法自行抵制。周泽先生的作为反映了国民权利，涉及维护法理底线的问题，让我们以法治的名义，以公民权的名义，给予他道义的声援和大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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