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修订的公路法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从立法意图来看，它要求国务院应尽快制定出相应的征税实施办法和步骤，来全面实施法律，将修订条款落到实处。然而，时过整整7年，国务院竟然没有制定出以征税方式筹集公路养护资金的办法和规定，以至于养路费违法征收了7年，且仍有继续违法征收的迹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此类情况呢？笔者认为，问题出在1999年公路法修订案中的授权规定上。因为在这个授权规定中，要求十分不明，特别是被授权机关应当在多长时间内订出实施办法并没有任何限制，更缺乏怠于立法问责的相关内容，使得被授权立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个缺陷不仅公路法明显存在，即使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这一专门规范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也没有相关的限制性规定。
从立法角度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某项具体法律时，由于法律本身的地位较高，而需要规范的事项又有层次性，因此一部法律不可能就某个方面的全部事项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较低层次的事项或者本身属于国务院或地方立法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法律往往采用条文授权立法的方式，将某项具体事务的立法权授予国务院或地方立法机关。公路法的上述规定就是法律通过条文授权立法的典型。但由于立法法和具体法律对授权立法的要求和相关限制阙如，致使许多应该及时制定的法规规章严重滞后。除了公路费改税办法迟延7年之多外，民航法涉及的旅客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在该法实施9年后仍没有修订过，铁路法涉及的相关规定更是十二、三年前甚至是二十七年前的老规定。类似法律正式实施后，配套法规规章迟迟不能出台，最终影响法律实施状况的情况不胜枚举。
看来，要彻底消除违法执法、违法收费，以及配套法规规章陈旧、修订滞后，单纯依靠公众进行个案上书和舆论督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釜底抽薪之策，即通过完善立法法的方式，加强对各种授权立法的规范和约束，规定实施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的立法期限，明确相关机关怠于立法的责任，即使由于社会条件不成熟无法落实时，也应当要求相关机关及时向授权机关报告情况，取得授权机关批准后才可以迟延作出规定，否则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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