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被一些人称之为“性狂躁”和“性爆炸”的时代，数不清的有关性的信息撞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人类性的欲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涨和饱满，性骚扰也因此而泛滥和蔓延。特别是男性对女性进行性骚扰，有的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此，去年我国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将“性骚扰”写入其中。但这部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性骚扰，呈现的只是一些粗线条的、原则性的诸如“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等规定，这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不利于受害妇女维权。
传统上一直把性骚扰理解为对异性不正当的身体接触，或者偷窥异性的隐私部位，或者裸露自身的隐私部位。但近年来，通过手机、网络传播淫秽信息，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情况已呈愈演愈烈之势。“荤段子”、“黄色短信”也是性骚扰吗？在人们的一片争议声和舆论的热切关注中，新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在全国率先明确列举了性骚扰的表现形式。紧接着是上海，再是安徽，先后将“性骚扰”概念扩大到了肢体行为以外，增加了禁止“电子信息性骚扰”或以语言、文字、图像为载体的“性骚扰”之条款。
愚以为，有些“荤段子”、“黄短信”确实是太出格了，将其列入“性骚扰”，用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揭示了法律维护人的私权利的平等、尊严和不可侵犯的本质，无可厚非。然而，我们也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但凡能称得上“性骚扰”的，必须有适当的载体，有性骚扰的故意，以及有能够引起女性反感、造成身体或心理上的不适不快等“后果”。而湖南、上海、安徽等地的“规定”，只不过明确了性骚扰的几种形式载体，有两道相同的难题却一直没有得到破解——
一是如何定性的难题。众所周知，在通常情况下，“段子”不外乎“荤破素猜”和“素破荤猜”。有些段子从字面上看，与“黄”根本沾不上边，但往“那方面”一联想，就大有“文章”可做；有些段子虽然从字面上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但却与“黄”无关，比方“茄子”“眼镜”等。再者，如果行为人没有主观骚扰故意，没有明确的骚扰目的，面对多个不特定的对象泛泛地发黄色短信、讲黄色段子，而接收者也愿意接收，不过是“通奸”而已，能认定该行为人是在性骚扰他人吗？假如某些人有目的地依此“维权”，恐怕不少男人都要被弄得神经兮兮。
二是如何操作的难题。“荤段子”和“黄色短信”如此风行，这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的是为了活跃餐桌上的“气氛”，有的是在你情我愿的情况下互相逗乐寻欢。尽管我们很多人都能够一眼就判断出一条短信到底是不是“黄”，但“黄”基本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以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关于“黄”的判断标准，就算是向别人发了大家公认的“黄色短信”，也很难作为拘留某个人的证据。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将此列为“性骚扰”，这样的官司法院如何质证、判罪？
可见，在当前国情下，法律条款上的细化如果不能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成正比，出现了矫枉过正、法不责众、无法“兑现”的尴尬，那么，将“黄段子”视作“性骚扰”就会叫好不叫座，再好的法律也是纸上谈兵，“花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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