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陕西省19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规定成年人流浪乞讨严重的地区将追究领导责任。据了解，这19个部门包括该省民政厅、公安厅、司法厅、高级人民法院、交通厅、省卫生厅、团省委等。（11月12日《华商报》）

　　不可否认，多部门联合发文对“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多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此番下文是由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联合发文，在理论上存在颇多问题。

　　首先，有违法治精神。我们知道，法院作为独立的审判机构，本来就应该尽可能与行政部门保持距离。否则，一旦具体的联合行为被诉，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法院如何“独善其身”，又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维护好中立性、公正性的形象呢？事实上，这一点已广为诟病，连一些法院也已深悟这一点，并积极改正。比如，重庆市高院就曾下发《关于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法院应行使独立司法权，不得再参与行政部门的‘联合执法’！”。

　　其次，我们还应考虑，一旦领导等相关当事人质疑文件本身，比如质疑文件的处罚幅度有悖上位法，谁有资格成为“联合发文”的上级主管部门呢？

　　应该看到，单就《意见》本身而言，它并非具体的行政行为，而是抽象的“行政行为”（因为有法院的参与，说其是抽象的行政行为还是欠严谨的，只不过是实践中是这么定性）不具有可诉性，即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下，当事人若对《意见》本身有异议，是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

　　按惯例，只好向上一级的行政部门或同级的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央相应的19个部委又没有成立相应的联合办公室，自然此路不通，而若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并被受理，这等于默认同级人民政府是同级法院的上级机关，显然有悖相关法律规定及权力构架。不然，既不可诉，又无法走行政复议之路，又有什么正常途径可循呢？又如何保证联合文件不会侵犯当事人利益呢？也正是这个角度讲，法院与行政部门的联合发文，比起联合执法“错加一等”。

　　一言以蔽之，有着中立性诉求的法院，还是少凑联合发文、联合执法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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