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从争议内容看，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然而，由于原告诉讼中突然追加最高法院为被告，使本案变得特殊起来，它不仅让受案法院感到震惊，而且也引发了学界争议。可以说，本案的胜负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最高法院为被告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面对、如何处理。
事实上，本案原告丘建东状告最高法院是有“预谋”的：丘建东提起诉讼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次较真，告一次最高法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人状告过最高法院，那么最高法院能不能当被告？哪个法院来审最高法院的官司？一系列问题让以法律为生的他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法院驳回了起诉裁定书，且裁定书对追加最高法院为被告一事只字未提。显然，基层法院有意回避了最高法院当被告问题，这让丘建东很失望，于是他提起上诉。
笔者认为，丘建东的这个真较得好。他的这起诉讼，不仅可能填补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大空白，而且还将击中我国法律规定的相关漏洞，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检验我国法治的发展水平。在笔者看来，原告丘建东与受案法院的第一个回合中，就已经暴露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从现在法律规定来看，基层法院回避最高法院当被告的做法是违法的。
在我国，法院作为被告的案件已并不鲜见，然而，最高法院作被告还没有过。从法律层面讲，最高法院作为民事活动主体，与其他主体发生纠纷被诉至法院成为被告，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但由于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司法解释中也没有相关内容，因此当真正遇到最高法院被诉时，无论司法实践部门还是法学理论界都普遍感到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既受制于我国制定法传统下“法有明文”才方便执行司法习惯，也受制于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下“为尊者讳”的禁忌。于是，有学者就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无论哪个法院审最高法院都不合适，处理与最高法院的纠纷最好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等。
笔者不同意上述学者的意见，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在这个纠纷中最高法院所属侵权部门与原告地位是平等的，应与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法院区别开来，前者的“最高法院”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后者的“最高法院”是主管和监督全国法院司法工作的公权主体，性质不同，所适用的法律规则也不同。如果涉嫌公权行使不当，理当由最高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进行监督处理。而如果因为普通民事纠纷，让最高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介入处理，于法无据、于理不通。
不管怎样，我们期待着该案进入二审后，能够对最高法院作被告有个明确的说法，以弥补现行法律漏洞，至少也可以引起高度重视。毕竟，类似的案件在今后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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