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场面国人不会陌生，越是年龄大，可能记忆越是深刻。其“好处”在以往也都一再被强调：“一是体现了法律的尊严，二是使广大群众人心大快，三是充分展示了政府除恶务尽、治乱必严的决心。”任何措施，好处要找总还是能找到的，但硬币有两面，坏处有没有？是应该两利相权取其重，还是要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条消息在网络上被“顶”到了当日阅读排行榜的首位，但某网站所作的调查，似乎说明对于这样的“公处”老百姓未必都是“人心大快”——截至12月1日上午10时，共有108242人参加了“您如何看待深圳公开处理卖淫女和嫖客”的问卷调查，其中投反对票的有74999人，占总人数的69.29%；支持者为28551人，占总人数的26.38%。支持者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打击涉黄犯罪；反对者认为，公开处理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这样的结果耐人寻味。如果老百姓都支持，我们可能只好感慨社会整体法律意识的水平不高；现如今竟然是七成民调反对，就应该检讨检讨了：是老百姓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是警察的法律意识真的不如民众高？为什么以往的舆论谴责、现今的民意反对，都无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在深圳这样的城市发生呢？
警察所做的事情，目标当然是正义的，但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还必须学会约束自己的权力，不能以目标正义为理由，随意逾越法律的界限。何况，1988年《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特意强调：“……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
人的尊严，是不可以轻易侵犯的；搞好社会治安，更不能仰仗非正义的手法。对违法者惩处，只要让民众得知这些不法之徒已得到应有的法律处罚便可，不能因为其“可恨”就可以肆意运用其他手段。否则虽然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很可能使大量民众对被公处者产生同情。妓女和嫖客触犯了法律，但仍然是我国公民，基本的人格权、隐私权都受到保护，对其示众，只能引发他们对社会和法律的不信任、不满甚至抵触，令“教育”的目的越发遥远。
当下，急需处理的问题不仅有扫黄，还有腐败等问题。如果违法了就可以用公开处理的方式，那么是否对贪官、贪官情妇也可以参照办理呢？有网民叫板：警方是否也会将贪官以这种方式公开处理呀？或许，叫板并非只是抬杠，它也给我们开拓了反思“公开示众”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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