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权力架空权利”的制度设计被一些有识之士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他们对着那些手持魔方的立法者大喊：让权利上来，把权力转下去。江伟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不遗余力大声呐喊的行者，在他主持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第四稿)”，为制度的改良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改革方向——即以新的“立案登记制”替换原有的“立案审查制”。“立案登记”，也就意味着法院对于原告的诉状，只履行形式意义上的“登记”，而不必再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这样一来，权力被还原为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赐予，当事人的诉权也就有了直接进入司法殿堂的红地毯。
权力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为权利的行使或张扬所提供的服务。不论是近年来主导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所谓“接近正义”，还是我们在政治层面不断宣扬与强调的“司法为民”，都在不断重申这样一个司法常识：法院系为(公)民而存在，公众的诉权是裁判权的基石和源泉。开启司法之门，使民众更容易接近司法官，并获得适时适当的司法保护，从而在司法的起点上就获得平等的保护，这是国家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司法机关不可推卸的担当。当诉权被架空，裁判权的存在就失去了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
然而我们的司法现实却是，立案审查权最优先考虑的并非当事人的诉权，而是自身的利益考量。比如某高级法院就曾专门下发内部文件，明确将集资纠纷、土地纠纷、职工下岗等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据当时的报道称，受此“红头文件”影响的部分民众申诉无门，民怨沸腾。当权力压倒了权利，服务于当地的政治代替了服务于所有的民众，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感到诧异。
“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这是托克维尔在悉心考察了美国之后的深刻体悟。而在我们这里的许多地方，这句名言应当倒过来解读。违背法治常识的司法理念，注定会遭到民众的唾弃。法治国家将法院设计为最重要和最终的纠纷解决场所，除专属立法、国防、外交、行政等国家行为外，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争议法院均应有权受理和处置。尤其是随着司法现代化的加速，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已少有司法不能企及的领域。垂范久远的《拿破仑民法典》(即现仍生效的《法国民法典》)，甚至为那些“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当事人诉求的法官，专门规定了“拒绝审判罪”——立法处处防备和限制的正是权力，而不是权利。
在转型期的中国，一个权利张扬与诉讼爆炸的时代已经来临。有什么必要去担心民众滥用诉权呢？权利又不会腐败，权力才会腐败，权利的实现最终还需要裁判权的确认和宣告。所以，还是倒转立案审查制度这个权力魔方吧，不管法院面临的是社会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只要它们能够成为司法问题，法院就应担负起“守土有责”的重任，而不是屡屡以“稳定”或其他之名主动弃守自己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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