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权力监管机制有效，当企业遇上“检查讹诈”时，一个举报电话就应能保护自己，追究非法。这种状况之下，自然无需劳动“宁静日”的大驾。



　　为了优化经济环境，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决定设立“宁静日”制度，即将每月1日至20日确立为企业的“宁静日”。在此期间，园区企业有权拒绝一般性行政执法检查(公安、环保部门办案等特殊情况除外)和参观等。（20日《新京报》）



　　在某些地方，林林总总、名目繁多的参观检查几成“公害”。若再无规制，企业整天为各色参观检查疲于应对，无疑将影响到企业正常的生产。再者从行政职能的转变上看，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从过去的管理型行政过渡到服务型行政。便民（企）而不扰民（企），这是对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取消不必要的参观检查，为企业提供便捷而高效的行政服务，理应成为地方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检查乱象”的存在源于权力失范，遏制“检查乱象”也必须从规范权力出发。权力本身并非是要禁止的对象，不少行政执法检查都有其法律上的依据。不该为而为，是乱权；该为而不为，则是失职。依事实和法律而为的执法检查，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否则，执法检查就会失去意义。而“宁静日”一设就是每月20天，对执法检查而言不能说没有影响。尽管在制度设计上也曾为“公安、环保部门办案等特殊情况”留有余地，但何为“一般性行政执法检查”，何为“特殊情况”并无明确的标准，执法者和企业的各自解释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执法冲突。



　　另一方面，设立“宁静日”只是在固定的一段时间约束了参观检查，还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参观检查。就像“无会日”无助于解决文山会海问题一样，“宁静日”在让企业获得相对宁静的同时，也不得不在非“宁静日”里严阵以待，疲于应对。而由于执法检查被限制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内，也容易为一些非法企业所利用，来逃避监管。



　　设立“宁静日”，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行政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亟待完善。泛滥的执法检查通常伴生着执法人员的“吃、拿、卡、要”，如果企业无法从制度上获得权力机关的保护，便只会曲意逢迎，卖力应酬。若权力监管机制有效，当企业遇上“检查讹诈”时，一个举报电话就应能保护自己，追究非法。这种状况之下，自然无需劳动“宁静日”的大驾。而行政监察和权力监督机制尚不健全，不在“屋漏处”拾遗补阙，却在时间这道原本并无问题的“门”上敲敲打打，无疑是敲错了地方。



　　依此看来，防范“检查乱象”不是要划定一段时间禁止参观检查，而更应关注于从根源消弥那些不必要的参观检查。权力不“宁静”，企业就无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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