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还是关押，这是个问题

　　为防止外地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后避而不见，影响诉讼程序进行，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够罪即捕。“在确保司法程序正常进行的同时，这对外地犯罪嫌疑人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常熟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董卫兵说。从去年10月开始，该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地犯罪嫌疑人逮捕必要性的审查，试图改变这一现状。

　　1985年出生的江西省彭泽县人韩某，是这项工作开展以来，20个受益人之一。2008年2月19日凌晨3时许，在曾因盗窃罪被扬州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的杨德龙的劝诱下，他和另外两个无业青年，随杨德龙在常熟市宝岩山庄某酒店的包厢内窃得两台液晶电视机，价值人民币6400余元。对这样居无定所的外地嫌疑人，原先主要审查其是否构成犯罪、犯何罪，而现在常熟检察院承办人还要对嫌疑人的量刑和担保人的担保能力写出书面报告，并由侦查监督科进行集体评估。而杨德龙、韩某等人盗窃案的承办人正是董卫兵。

　　寻找担保人成制度

　　韩某主观恶性不深、认罪态度诚恳、有立功情节，赃物已追回，很有可能处拘役、缓刑。问题是他只有一个母亲在常熟东南开发区打工，公安机关认为其母亲不符合担保人的条件。能不能取保候审，从而给这个小伙子更好的改过机会？小伙子的母亲担保能力到底如何？董卫兵决定挤出时间实地考察。
3月26日董卫兵赶到他母亲打工的厂里，与预想的不同，这只是一个十几个人的作坊型企业，人员流动性很强，收入也不高，公安机关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当董卫兵感到有些为难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老板过来了”。一个操本地口音的30出头的年轻人出现了。董卫兵向他了解到，韩某的母亲在这家小企业已经工作了大半年，并且“人很老实”，就让这位老板找来了韩某的母亲张某，当着他的面，向张某解释了取保候审的条件。张某当时就哭了出来，哭着说保证金确实拿不出来。董卫兵转而向一直在旁边的老板做工作，“在不在看守所里面关押，能否获得从轻处罚，这对张某的孩子非常重要。张某是你的员工，你了解她的性格脾气，让她做孩子的担保人，你能不能保证她留在厂里工作？”这位老板一口答应了下来。3月27日，经过科室评估后，对韩某作出了够罪不捕决定，由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这就是常熟市检察院的“寻找担保人”制度。对外地犯罪嫌疑人，检察官会多用一些精力，尽量为他找到合适的担保人。

　　工作量增多三分之一

　　严格了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后，“我们的工作量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董卫兵说。事实上，要对外地嫌疑人的量刑和担保人的担保能力进行评估，承办人好多时候必须实地调查担保人的情况。取保候审决定作出前，要与公安积极沟通；取保候审决定作出后，承办人至少每周一个电话联系保证人、犯罪嫌疑人和有关单位了解情况，确保外地嫌疑人不会一走了之。这在增加工作量的同时，还增加了承办人一定的心理压力。2007年10月到2008年3月，20名外地犯罪嫌疑人获得取保候审，均未脱逃。这是去年同期的1.4倍，前年同期的2.2倍。

　　今年3月27日，常熟市检察院牵头，常熟的公检法坐在了一起。在相互通报了外地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情况后，检察院、公安局共同推出了“关于办理轻微盗窃等轻罪逮捕案件适用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意见（试行）”。这意味着在对外地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这方面，与侦查部门的沟通已经从个案沟通，开始转变为集体共识；原先的原则性要求，形成了更具操作性的具体规范。而请法院参加，是为了让他们了解到检察院“轻者不捕”的努力和公安“轻者直诉”的工作走向。尽管，今后落实到具体案件，公检法的办案人员仍然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但是，让外地犯罪嫌疑人有着与本地犯罪嫌疑人一样的取保候审机会，这已是常熟公检法一个共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