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多发于重庆一地，“腐败年轻化”被广泛关注已有多年———在“59岁现象”之外，“39岁现象”、“35岁现象”、“30岁现象”甚至“26岁现象”，都早已经成为专用的名词。去年年底，广州市司法局负责人亦曾公开披露，广州贪污腐败与职务犯罪四成是30岁左右的青年所为，85%年龄在30岁至45岁。
职务犯罪日趋低龄化，这是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如果说“59岁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容易理解，而“35岁现象”现象则令人很是困惑：“59岁”的官员即将告别权力，难免有人会怀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甚至“抓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赌徒心态；而“35岁”干部正如日中天，前途无可限量，其所掌握的“腐败机会”说明其年纪虽轻却已经身居要位，何必要拿一生前程铤而走险？
依笔者看，以“35岁现象”甚至“26岁现象”为标志的职务犯罪年轻化趋势，至少向当前的反腐倡廉、选人用人、制度建设等提出了这样几道必答题：“腐败年轻化”现象越来越多，究竟是反腐倡廉的力度比以前大了，还是确实案件发生得多了？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究竟是管理制度和监督措施比以前松懈了，还是由于政府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妥善地管理和监督变得更困难？年轻干部职务犯罪增多，是不是选人用人没有把好关的结果？这是否意味着官场风气有所恶化？
提出这些或许令人难堪的问题，并不是小题大做，非要无限上纲上线。要知道，任何事情一旦成为带普遍性的“现象”，个体的特殊原因往往便退居次席，外部环境因素肯定是决定性的力量。职务犯罪的“35岁现象”之所以超过了“59岁现象”，起决定性作用的当属官场环境和权力生态，而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律能力。
而且，以上所提问题，并不只是由职务犯罪“35岁现象”增多所得出。众所周知，时下的贪污腐败职务犯罪产生了很多新特点，比如特别疯狂，贪得无厌，贪腐数额惊人；比如窝案特别多，往往只要一个高官落马就波及一片；比如许多人不以贪腐为耻，只将自己的落马归于“运气不好”，以至于连忏悔也抄袭……假如我们不讳疾忌医，或许应该承认，这种种腐败“新特点”，确实映衬出某些地方权力生态的复杂和混乱、制度的滞后或虚置、监督的乏力或盲视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就此意义上，“35岁现象”也好，“59岁现象”也罢，从本质上看或许又根本不是“年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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