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范机制上看，正常的学术批判难以展开，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几乎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的蔓延，导致学术腐败行为甚嚣尘上。
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将中国目前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现象归结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问题或体制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本身的道德责任可以因此得到宽宥和推卸。
要从根本上整治学术腐败，需要改革现有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需要构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建立严格的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需要学术界廉洁自律，需要媒体发挥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面对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趋势，近日百余名教授发表公开信，呼吁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等有关单位采取行动，坚决抵制学术腐败，重建学术规范，严惩学术违纪行为。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则表示，教育部将针对学术抄袭等问题，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并根据国家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拟定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细则。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维护学术尊严的自觉行动；也看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在整治学术腐败方面的坚定立场。
谈到学术腐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剽窃和抄袭。但在时下的中国学术界，剽窃和抄袭只不过是学术腐败的表层现象，如果将眼光仅仅盯住“文抄公”，可能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实际上，比剽窃与抄袭更为严重的是，学术正在蜕变为某些个人或机构攫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商品”，学术与金钱、学术与权力的交易充斥着曾经被视为净土的学术界。在商品化的大潮中，我们看到：从学者抄袭到教授行贿、从招生作假到文凭注水、从教师走穴到导师雇工、从虚构履历到伪造成果、从掠夺项目到窃取奖项，这类令人发指的现象在学术界可以说屡见不鲜，它正在摧毁着绵延中国数千年的师道尊严，甚至使人们对学术界本身存在的意义产生疑问。
学术不端、学术腐败为什么会逐步演变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或许我们可以部分地归结于学者个人的道德素养问题，但除此之外，还应当看到的是，该现象的背后有着不能为人们所忽视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逐渐被纳入了产业化的轨道，与产业化相配套的新的“指标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开始建立。学校排名次、上“211工程”要看论著的数量，学生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要看论著的数量，老师评教授、当博导更要看论著的数量。除了看论著的数量之外，还要看成果载体的等级以及获奖成果的数量。这些显在的“指挥棒”引导着学术界人士使尽浑身解数出著作、发文章，以跻身于“一流水平”的行列。而其导致的结果是，有的人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比他读的文章和书还多，有的人为了多快好省地拿学位、获职称就去干那些学术腐败的勾当。
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金钱、名誉、地位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志，而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下则从社会的评价标准中悄然退出。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浮躁的心态，经商者期待着一夜暴富、从政者期待着一步登天、治学者期待着一鸣惊人。为了出人头地，名、利、权兼得，一些人在学术产品的生产方面采取“大跃进”的方式，于是乎，花钱买版面者有之、将他人作品改头换面当作自己作品者有之、凭借手中权力公然掠夺他人作品者有之。另一方面，教育产业化导致硕士、博士等的批量生产，学术圈内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国家有限的学术资源，迅速成为社会中的“成功人士”，某些知识分子便采取投机取巧的行为，而学术腐败也就必然隐含其间了。
从防范机制上看，正常的学术批判难以展开，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几乎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的蔓延，导致学术腐败行为甚嚣尘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界对于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现象并未群起攻之、大加鞭挞，反而一片沉默、彼此包容，或许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导致他们对学术腐败行为普遍失声。由于学术腐败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追究，我们看到，一些知名的专家、一些年轻有为的学者为了某种利益也陷入了剽窃和抄袭的泥潭。当大量不合格的精神产品在一个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环境中频频产出的时候，求知若渴的学子们不禁发出了现如今“读书比写书更难”的感慨。
当然，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将中国目前的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现象归结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问题或体制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本身的道德责任可以因此得到宽宥和推卸。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其意类似于孟子所言大丈夫之“贫贱不能移”之意。一个学者为了争名逐利，放弃最基本的学术道德，放弃做人的良知，这种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应当受到严肃的对待和认真的处理。
实际上，要从根本上整治学术腐败，需要改革现有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需要构建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建立严格的学术监督和制约机制，需要学术界廉洁自律，需要媒体发挥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惟有如此，中国的学术才能在一种健康和良性的环境中向前发展，并承担起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合格的精神食粮之使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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