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结果加重犯中的未遂形态》一文，该文作者认为“结果加重犯中只存在一种未遂形态，即基本犯罪未遂、加重结果已发生的情形”，从而得出案例中的邹某实施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结果加重犯的未遂”的结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结果加重犯只存在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既遂未遂问题。就该文中的案例而言，成立结果加重犯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说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既遂继而推出构成强奸罪的既遂，更不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成立结果加重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具有一个基本犯罪行为，这是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前提条件；2、在基本犯罪行为的基础上造成了加重结果；3、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这三个条件齐备，就应认定结果加重犯成立。由于基本犯是否既遂并不是结果加重犯的成立条件，所以基本犯是既遂还是未遂与结果加重犯成立与否无必然联系，即使基本犯未遂，也可成立结果加重犯。其二，基本犯未遂并不意味着结果加重犯也未遂。虽然结果加重犯是基本犯的派生犯罪，但基本犯的犯罪形态不能决定结果加重犯的犯罪形态。在基本犯未遂并发生加重结果的情况下，成立基本犯未遂的结果加重犯。其三，该文案例中，邹某是在强奸故意的支配下，过失地造成了邓某的死亡。对于邓某死亡这个加重结果，邹某主观上为过失，而过失犯罪是不存在既、未遂问题的，所以将该案定性为“强奸罪结果加重犯的未遂”是不准确的。



　　对笔者的主要观点，该文的作者提出了以下三点“弊害”：第一，割裂了结果加重犯中基本犯与加重结果的关系。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属于由基本犯罪构成派生的加重构成，根据既遂标准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只有符合基本犯的构成要件且发生了加重结果的才能被认定为既遂，基本犯的未遂影响着结果加重犯的未遂。第二，不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若加重结果发生、而基本犯未遂时认定加重结果为既遂，那么不利于鼓励犯罪人悔罪、中止基本犯罪行为，消除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例如在强奸罪中，暴力手段已经造成被害人重伤，但行为人未实施奸淫行为，此时认定行为人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既遂，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档次。即使他产生悔罪心理，停止奸淫行为，也不能作为法定从轻量刑情节。第三，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发生加重结果而基本犯未遂时，其社会危害性比基本犯或加重犯社会危害性小。例如本案中，虽然被告人邹某已致被害人死亡，但其没有实施奸淫行为，决不能认为与已经实施奸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同，更不能认为‘被害人都已经死了，认定奸淫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没有任何意义’。”



　　笔者认为，作者担心的这三点弊害都是不存在的。首先，认为“基本犯的既、未遂对结果加重犯的既、未遂没有影响”并不会割裂基本犯与加重结果的关系，因为基本犯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存在的，没有基本犯也就无所谓结果加重犯，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会因既、未遂问题而被割裂；其次，第二点弊害也是不存在的。姑且不论有多少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会考虑结果加重犯的既、未遂问题，就算依照作者的观点将本案定性为“强奸罪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也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个量刑档次上量刑，然后适用未遂犯的法定从轻情节。因为既然是结果加重犯，那就要在这个量刑档次上量刑，否则将其认定为结果加重犯就毫无意义。这和认定为“强奸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在量刑结果上并无出入，所以不会发生“不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危害结果。再次，认为本案成立结果加重犯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更不会得出“在已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没有实施奸淫行为与已经实施奸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同”的结论。如前所述，否认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并不意味着否认基本犯的未遂，在量刑时仍会考虑基本犯未遂这个法定情节，从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至于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可作如下分析：如果是在抢劫过程中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自然不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如果是在抢劫过程中故意伤害或杀害被害人，却并未发生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加重结果，则不成立结果加重犯，因为缺少“加重结果”这一成立条件。行为人主观上的伤害或杀人故意只能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结果加重犯都不成立，何来的结果加重犯未遂？



　　综上，不管是在强奸罪、抢劫罪还是其他犯罪中都不存在结果加重犯的未遂，该案应定性为强奸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而非强奸罪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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