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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民主的制度缺失及其反思
由于财政民主事关一国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其实现程度关系着一国基本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虽然基本的法律制度对财政民主做了初步的制度安排和宪法保障，但反观我国财政制度的发展，其民主缺失的程度还是不容忽视的。
（一）预算民主的不足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只有两项工程是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一是1956年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二是1992年三峡工程建设项目。而南水北调工程其投资总额达3500亿，建设工期30年；国家大剧院50亿的预算，都未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这不能不说是对公民在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方面的剥夺。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所讨论的重大财政问题，应当是微观的、透明的、具体的，对纳税人和所有公民郑重负责的，而不只是理论上的、宏观的、抽象的。
此外，根据《预算法实施条例》规定，我国复式预算体系包括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但十余年过去了，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始终未曾建立，虽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工作已经在中央层面展开，但围绕着预算编制权和审批程序以及衔接问题的争议，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国有资产监管与收益问题上，究竟公民享有多少的知情权和决定权。而频频发生的社保基金挪用、挤占案件，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保基金行政管理和投资运营缺乏民主化的制度缺陷。
相比较预算作为对政府财政行为的事前监督，审计则作为一种事后监督作为前者不足的弥补，每年6月审计报告的公布都引发一场审计风暴。2007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今年共审计了56个中央部门，发现部门本级存在的问题348.53亿元，同时，这次审计还延伸到了434个二级预算单位，总计查出问题资金468.8亿元。 虽然审计报告能够对违规财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披露，并敦促纠正。但审计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此，按照财政民主的要求，我国预算制度必须从以下角度进行完善：
一是保证预算的法治化。在民主国家，议会对政府的制约的主要机制是控制预算。预算就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直接依据和基本途径。在预算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下，国家财政的根本权限转移到了纳税人手中，纳税人通过议会掌握了政府及政府财政行为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只要纳税人通过议会真正掌握了政府预算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就极大地增强了客观经济力量阻止和否定政治权力主观孤行的能力，从而能够避免经济进程中政府因素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二是合理配置人大预算权。虽然我国《预算法》规定了预算草案由行政部门编制，由人大审批，但没有明确人大是否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以及政府是否享有对预算审批的制衡权。从预算管理的实践来看，人大实际上只能就预算草案的同意与否行使审批权，政府对人大审批通过的预算也必须执行，即使预算被否决或久拖不决也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这就要求在修改《预算法》时明确规定人大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权以及政府相应的制衡权，在预算的编制和审议中扩大民主的范围，增强人民代表审议的作用。
三是坚持预算法定原则。在预算法的制定与实施时要全面贯彻预算法定原则，包括预算主体权利（权力）法定、预算主体义务法定、预算程序法定和预算责任法定；完善预算制度，保障宪法“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的自由发展”等功能的有效发挥。此外，要强化全民的国家预算法律意识。
四是强化预算监督。在我国，为强化人大对政府监督职能，有必要推进政府预算报告制度改革。预算案要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实现公共支出与合理税收负担均衡，最重要的在于必须为预算的民主决策和监督提供制度保障， 同时，也要加强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对国家预算的监督。通过建立起人大、审计、公众、媒体等全面的监督体系，真正实现对国家财政预算的“防腐”功能。
财政民主的核心要素就是政府预算行为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可以说政府预算是政府行使职能的财力保障，也是代表民意的国家权力机关制约和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工具。
（二）税收法定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税法体系中法律的缺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年3月《企业所得税法》的通过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推进抹上浓重的一笔。立法过程的民主性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保证。但随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则是对税收法定的打击。“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即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3‰的税率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无疑是国家针对股市过热和投机性交易进行宏观调控的体现。对金融市场的规范，通过税收安排无疑是既最小程度伤害金融市场的自由流通，同时也能实现宏观调控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无疑也应当遵循法治的安排，实现民主。
在被称为“半夜鸡叫”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中，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政策出台前一周证券市场就有上调证券印花税的传言，财政部有关人员随后辟谣，但4个工作日后却突然宣布上调印花税。 且不论该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前后不一的做法首先有损政府的公信力。其次，税率作为基本税收要素，无论是财政民主还是税收法定，都对其制定主体有着严格的要求。同时，即使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率问题属于《立法法》第9条规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形，那么根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行政法规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是，涉及国家安全、外汇汇率、货币政策的确定以及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行政法规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调整印花税的行为也不属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情形。最后，该决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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