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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
西南某院校因开除一位怀孕的女大学生，招致全国性公议。这个女生在假日旅游期间，与男友在校园外宾馆度过激情一夜，后被校医院查出怀孕并报告了学校当局。校方责令女大学生作深刻检讨，交待性行为细节，承认自己“道德败坏”。学生和家长认为，校方行为侵犯个人隐私，拒绝接受校方的要求。校方遂以两学生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违反校规校纪”为由，勒令两人退学。学生以受教育权和隐私权被侵犯为由，诉请法院撤销该行政行为，并请求赔偿名誉损失。诉讼中，原告撤回了赔偿的诉求。据悉，一、二审法院皆以学校开除学生是内部行政管理行为，不属法院管辖为由，驳回的原告的起诉。
本案涉及以下法律上的疑问：一、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二、学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三、法律保留原则与校规、校纪的法律效力；四、学生权益受损后的法律救济。现试析如下：
一、受教育权法律保护的规范基础
权利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当原告自觉权益受损时，他/她应当将其受害的利益具体地纳入权利框架之中，为自己的利益寻求一个准确的“法律据点”——法理上称为“请求权基础”。2学生受教育利益受损后，其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为何？
我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由于我国司法实务一直拒绝适用宪法，致使宪法沉寂多年。2001年，最高法院在“齐玉苓受教育权被侵犯案”的批复中首次明确，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条款判案，宪法的活力由此而复苏，媒体称该案为“中国宪法第一案”。3但批复公布不久，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博士即献文质疑，认为《教育法》第9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第81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以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法院在本案中没有必要适用宪法条款。4
沈岿的质疑涉及法律规范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规范竞合是指同一事实符合数个规范之要件，致使数个规范皆得适用的现象。5规范竞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理论难题，本文不作细究。在此仅须指明的是，法院在选择适用法律时，首先应斟酌法律的位阶。法律的位阶是依据法律之间“效力的高低”对法律进行的等级划分，一旦下位阶的法律与上位阶的法律相冲突，上位阶的法律优先适用。但法律位阶确立的是上位阶规范“效力”的优先性，而不是其“适用”的优先性。在法律规范之间没有冲突时，司法实务上要求优先适用下阶位的规范，原因在于，上位阶的规范尤其是宪法规范往往是概括性条款，内容不确定，为了防止法官“向一般条款逃避”，脱离具体法律的约束，如果下位阶法律有具体规定，法官不应援引上位阶法律。只有在法律规定缺位或下位阶法律与上位阶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才有援引上位阶法律乃至宪法的可能。6按照这一规则，齐玉玲一案以及本案中，法院应适用教育法而不是宪法来裁判此案，沈岿博士的质疑是成立的。7
公民的受教育权还属于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项下的基本人权。该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当鼓励个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对于高等教育，公约要求：“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的方法，对一切人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8虽然该国际公约在我国法院尚不能直接适用，不得作为本案原告方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但在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今天，国际公约即使不能直接适用，至少应成为各方论证其观点“合理性基础”。如果校方不能提供合法的抗辩，则开除女大学生的行为涉嫌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
二、学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通报批评”是我国行政机关惯用手段之一，但因通报批评导致名誉受损应否追究责任？对此，人们鲜有追问。本问题可细分为两个子问题：其一，学校调查学生的性隐私本身是否侵权？其二，学校通报个人私生活，是否侵犯隐私？
（一） 学校调查学生的性隐私本身是否侵权？
性行为属个人隐私，不允许他人——包括个人和国家——擅自刺探。我国缺乏保护隐私的传统，“国家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通常认为，隐私权只排除公民侵犯他人隐私，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隐私权同样排斥国家非法侵犯他人隐私。法律上的权利不仅排斥个人侵犯，更重要的是排斥国家的侵犯。权利不仅对抗私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抗国家，排斥国家侵犯是权利的最重要功能。现在的问题是，校方调查学生性隐私的权力从哪里来？
校方可能一个辩解是：学校是一个执法者，调查学生的性隐私是“执法者”的当然权力。然而，这一辩解理由是苍白无力的。现行法律并未授权学校调查乃至查处学生性行为。原国家教委90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0条规定，对于“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9本条仅授权学校处分擅自结婚的学生，并不能据此导出“学校有调查学生性行为的权力”。毕竟，“擅自结婚”与“擅自发生性行为”属于不同的事项。10
“调查”他人隐私但并未公开调查的事实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此类事件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曾引发议论。据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介绍，台湾法学界曾研讨这样一件案子：甲男与乙男素有嫌隙，探悉乙男与丙女感情颇笃，某夜瞥见乙丙二人相偕进入旅店房间，就秘密将二人的幽会情节进行录影，随后不断地对丙女透露上情。丙女不堪其扰，精神痛苦不堪，请求甲男赔偿损失。丙女有无理由？台湾“司法院”第一厅研究意见认为：“‘民法’虽未就秘密权（亦称隐私权）设有特别规定，惟秘密权亦属人格权之一种。秘密权旨在保护个人之私生活为其内容，侵害秘密权，固常伴随着名誉权亦并受侵害，惟前者重在私生活之不为人知；后者重在社会评价之低落，两者仍有区别。本题甲男之行为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丙女，丙女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请求甲男赔偿其非财产上损失，应予准许。”11法院的立场是，损害隐私权不以“公开”为必要条件，即使隐私事实未曾公开，仍然可以判令赔偿。我国民法学家杨立新教授也认为，刺探调查个人情报、资讯包括两性生活的行为本身即构成侵犯隐私权。12
禁止学校调查学生的性隐私除了具有上述的法理依据外，还另具一层现实考虑。我国新近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条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公立高等学校有调查学生性隐私的权力，则由私人设立甚至外商设立的民办学校也可照此办理。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中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达56274所，在校生923万人。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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