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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普性及不足(西南政法大学五十周年学术讲座）
朱苏力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很高兴第一次踏进美丽的西南政法大学校园。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中国当代法理学基本上是自由主义。但中国当代法理学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有重大不足，包括在座很多同学在法理问题上基本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我将运用一些材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并结合大家都很熟悉的案件，阐述我的命题：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有不足，有缺陷的。这个案件就是去年发生在陕西的“黄碟”事件。
去年8月18号晚，大概10点钟左右，延安市宝塔区——大家注意，我在讲这些事实时，几乎每个词将来演讲中都会去仔细分析的，这是分析法律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你下面要说什么——宝塔区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张某两人在宝塔区万花村的一个诊所（诊所面对一条大街，紧邻着一排房屋，诊所有两个商业门面，其中一间放着一张床）。二人在那播放黄碟，于是民警身着警服，但是未带警衔，前去查看。民警从后面窗户上看见的确有人看黄碟，就敲门进去，在查处并扣压黄碟和电视机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冲突。两天后，陕西《华商报》第一次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非常中性,《家中看黄碟，民警上门查》，但马上引起了媒体全面、广泛的关注。经过种种曲折，在媒体和学界的巨大压力下，尽管宝塔区公安分局试图以各种方式“抵抗”，但最终以全面失败而告终。2001年最后一天，这一事件有了最后结果，当地警方与当事人及有关部门达成协议，由警方向当事人赔礼道歉，有关部门向当事人一次性赔偿29137元，并对该案件的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一名警察被清除出公安队伍。案件情况大致说到这里。
在媒体和学界的“合谋”下，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公权力与个人隐私的冲突，据我们从各种媒体看到的观点来说，是一边倒的，用一句话概括：政府无权干预诸如夫妻在自己家看黄碟这种私人事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而且鉴于中国长期流行的政府对公民生活管的过多、过严、过宽的现象，我觉得提出这个原则是很有针对性的，对中国社会制度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讨论这一事件时——这与讨论上述原则是两回事——我们将来的法律人要非常注意，讨论事件应该抽象为原则来（认识），很对，但处理事件时一定要了解事件，（大家注意，我讲的是事件，而不是案件，它还没有构成一个案件）因此，我们要认真讨论这个事件的事实，进行认真梳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事件基本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将根据双方都承认的，包括报道的这些事实，对它做一个分析。
这个案件有两个基本之点，从法律上来看，第一，鉴于当时的情况，警察有没有权力去干预此事件。（回答）基本上是没有，但我要论证的是“有”；第二个问题，如果警察有权力干预，（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是两个问题，但我现在将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我今天只讨论第一个问题，因为后面一个问题我们对事实是不清楚的，警察究竟怎么干预的，双方各执一词，不太清楚。我们讲的问题就是：警察有无权力干预张氏夫妇在家看黄碟。我会坚持一贯多视角的分析方法，把众多的法理学派的观点与对事件的分析结合起来。
首先，我想用自由主义思路分析，叫做自由主义或者是个人主义的法理分析。我们从上面所有媒体评论中，可看到这一观点：国家无权干预私人事务，公权不能干预私权。、这种分析认定这一事件的基本事实是：一方是一般的个人，（这里虽然是夫妻俩，但是因为夫妻在这里都是作为单个的个人，并且他们有特殊的关系，可以视为两个利益上的个人）而另一方是国家。按照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至高无上，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三种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前提是这种个人权利的行使不侵犯、干扰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不是这样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待不同的问题，（答案）是有分别的。比如说，尤其是看“黄碟”，涉及到性和家庭的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是可以干预的。比方说康德，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我们还要讲其他人，他就认为私生子不应当保留，但是在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哪怕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它也会保护私生子。康德为什么说私生子不能保留呢？他说，私生子是偷偷摸摸的进入这个社会的，他没有得到一个合法的权利进入这个社会，因此国家不保护他是天经地义的。你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对性、家庭、婚姻问题上，它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美国60年代以后，由于性解放，法律上的性革命引发的。比如65年和73年的案件第一个案件，既65年发生的一个关于夫妻间是否可以购买避孕用品的案件，当时购买避孕用品是要受到惩罚的。对此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以前的判例更为准确）法律，认定了隐私权；73年，再一次扩展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可以看出我们谈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采取这一立场，就是说，在个人的性、婚姻、家庭，或者包括自己个人的阅读问题上不应当受到国家的干预。人们把这些个人的性、隐私或者阅读色情作品的偏好加入到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当中，（可见）自由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从来不扩张的，它是不断有新的内容加入。从这种观点上看，在这一事件中，警方侵犯了几种利益。第一，个人看黄碟的偏好。我喜欢看黄碟，别人来干预我，这就是干预了我的偏好，你有你的偏好，你愿意看古龙、金庸，我就愿意看色情（作品）。（笑声）第二，干预了私人住宅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注意，不是说不受侵犯。道理很简单，我要用你的房子作堡垒，你不让我用你的房子作堡垒，你不允许，绝对不可能，这是传统的财产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对该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三，与此相关的隐私权。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问题很简单，哪怕看黄碟品味不高甚至道德低下，只要不损害他人，就不是国家该管的事。
因此，我赞同密尔——一个自由主义大家——的观点：只涉及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独立性不受限制，任何人不能干预。前面讲的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国家，你别干预别人看黄碟！”（笑声）但是我们在分析这一案件时存在不完整的特点，因为所有的只有主义者从来没有人为这种权利是绝对的，总是有限制的，这一限制正如康德所说普遍立法的原则，我行使我得权利，必须尊重他人行使权利，或者用密尔的表述来说，你的权利停止在我的鼻子边上，也可以说是权利的相对性、相互性。所以正如密尔所说，讨论社会自由、公民自由，须给自由加一个界限。什么是讨论自由？就是讨论自由的限度。甚至还有意大利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他认为乞丐没有乞讨的自由。为什么？他认为这有两种意义。第一，乞丐如果在公共场所乞讨，会损害别人的利益，比如你要是在公园散步，遇上乞丐，我反正会觉得不舒服；第二，乞丐会纠缠，“唉，行行好，给我两块钱吧……”，（笑声），这也会损害他人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将乞丐关起来，（大家不要以为“收容审查”是中国人的，其实它是从自由主义者那引进的。）罚他们做苦役，只到把关他们的钱交清了才能放出来；或者把乞丐都放到一个地方去，比如都放到公园，全是乞丐，他还向谁要钱去？（笑声）边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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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政治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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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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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的研究如虎添翼，
您不妨也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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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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