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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财政制度研究(二)
王全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三）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的配置
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在不同财政主体之间的配置，是一个与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相关联的问题，受到历史因素、现实因素和未来因素的制约，可分别从纵向配置、横向配置和财政类型配置三种角度来分析。
1、纵向配置。关于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在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配置，强调以下两点尤其重要：（1）财政责任与保障职能和事务对称。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之间，财政责任分担的轻重，应当取决于承担社会保障职能和事务的多少。根据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应当定位于省级统筹，于是，社会保险财政的财源责任应当主要集中于省级财政。由于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中央财政负有平衡全国社会保障水平的重任，这就要求社会保障财政责任适当集中于中央财政。（2）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负连带责任。我国财政体制以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为原则，地方财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财政，下级财政预算包括于上级财政预算之中。在这种框架中，当下级财政无力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时，上级财政当然负有连带责任，中央财政应当承担最终连带责任。我国1999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保障资金共25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90亿元，中央财政支持地方补发历史拖久的养老金83亿元。[19]
2、横向配置。关于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在不同地方财政之间的配置，应当坚持地方财政责任与地方经济水平对应的原则。我国的区域经济不平衡，既有与世界各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如资源、技术、产业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又具有本国改革与发展中独特的制度和政策背景。达成共识的是，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不发达地区的贡献，发达地区的超前发展是以牺牲不发达地区的落后为代价的：（1）发达地区能够凭借其优越的条件，吸引不发达地区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入。据有关调查显示，仅1992年西北地区的银行就有大约20%——50%的贷款贷到广东、海南、山东等地。大量资金的外流，使原本资金就短缺的西部地区发展更趋困难；（2）由于我国价格改革首先从下游产品开始，即最先放开的是一些加工制成品（主要是轻纺产品），而处在上游的基础性产品（如煤油电等能源产品、铜铝钢等原材料产品、粮棉等农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由国家计划控制。这种上下游产品的价格改革不同步，在中国垂直型的地区分工格局下，对东西差距扩大具有深刻的影响。[20]因而，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对本地区社会保障的责任应当重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对本地区社会保障的责任，为了避免不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过度差别，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应当由上级财政承担较多责任，或由发达地区财政进行转移支付。
在刚刚过去的2000年，中央继续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社会保障工作（特别是加大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1999年中央确定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并对中西部的调标资金进行补助，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地区因财政困难保障标准普遍偏低、保障人数普遍偏少的问题，效果明显；二是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原因，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过去不少地方主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助其财政困难，而且当时的补助也没有考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新的财政支出因素，所以，短时间内让这些地区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上存在较大困难；三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中央直属企业和军工三线企业）多，这些企业过去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目前国有企业转轨调整时期困难较大，中央已经给予多方面扶助，今后仍坚持扶植性政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中央继续对“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给予支持。具体办法有四个。第一，按照1999年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的中央补助资金，全额补助24个地区。第二，对煤炭、有色等原行业统筹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至地方平均费率，由此出现的基金缺口，由中央财政补助；对部分困难地区的困难行业，如铁道、电力、邮电等行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中央也给予适当补助。第三，对少数财政困难地区的中央直属军工企业，比照执行煤炭、有色行业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第四，对基金结余少、无法保证当期发放资金的老工业基地、边疆民族地区等，中央财政给予借款支持，而地方申请借款的条件是：基本实现全覆盖，养老保险费收缴率达到90%以上，省级调剂金制度落实到位。[21]
3、财政类型配置。关于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在不同财政类型之间的配置，必须强调公共财政与资本财政、城市财政与农村财政的社会保障责任分配。（1）市场经济要求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资企分开，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为满足公共需要进行分配而形成公共财政；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对国有资本进行价值管理和收益分配而形成国有资本财政。由于我国的资本财政比重过高、公共财政比重过低，按照财政平衡原则，资本财政应降低、公共财政应加强，目前迫切需要将一部分资本财政转化为公共财政中的社会保障财政。（2）处于发展中的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相应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城市财政和农村财政。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财政比重过高，农村财政比重过低，国家对城市社会保障的投入和组织多于农村社会保障，使社会保障权利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分配极不平等：在劳动权或就业权方面，户籍或户口的性质设定，导致城市人口有就业权，而农村人口依自然就业制度，无所谓待业，也无所谓失业，而且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在养老保险权方面，城市离退休人口和老年人口由国家、社会和工作单位提供养老金、养老保险或物质帮助，而农村老年人口则主要由家庭养老、“五保”养老，并无养老金或法定的养老物质帮助；在医疗保健权方面，大量由国家或集体举办的医疗机构和设施，为城市人口医疗保健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农村的医疗机构和设施，既少且差，广大的农村人口又囿于合作医疗制度的不健全，其医疗保健的物质基础极不牢固。[22]换言之，“城市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在家庭保障的基础上，以政府（单位）的制度化保障为主，以非制度化保障为辅的体系，农村社会保障则是以家庭保障为主，以政府和集体保障为辅的非制度化结构。前者的保障基本上是有保障的保障，而后者的保障则基本上是无保障的保障。”[23]在可持续发展被确认为我国21世纪基本国策的今天，虽然需要继续保持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分立格局，但同时应当通过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和组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另一方面，城市财政应当支持农村财政，并将支农和扶贫作为城市财政的一项任务。理由主要在于：建国以来，农民、农村、农业通过提供“社会义务工”和“平价粮”，无偿调拨土地和低偿征用土地，忍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支持城市经济建设，对城市财政贡献极大，而这却一再被忽视且无相应补偿；即使在现阶段，游离于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的农民廉价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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